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儒、墨比较谈起

墨子的伦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民本”精神。墨子反对儒家以等差之爱治政救世,他从“农与工肆”的利益出发,以“兼爱”为核心,传达了一种爱无差等,为万民兴利的以民为本的伦理精神。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三方面可以体现：一是“兼爱”思想：“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二是“尚贤”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三是“天志”思想：“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民本”精神虽然在墨子时代未能如墨子所愿发挥出其预想的作用,但其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扬。     

论《周官》与西汉河间儒学

《周官》成书众说纷纭,将之成书移至载籍初见的河间则更为科学砥实,众多聚讼亦涣然冰释。《周官》标举周制,实为大汉立法,其封建是大一统封建,其制度是六卿共治的文官制度,一方面尊礼君王,一方面又将王权牢牢地限制在制度秩序中,试图织构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秩序与行政法律秩序的二元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已有君主立宪的原始宪政精神。为强化制度权威,《周官》强调天礼合一,甚至天地都要接受礼的规范。这在河间儒学的《春秋》左氏学、《毛诗》学等方面均有体现。本文称河间儒学这一构建为天礼之学,与时中央儒学,强化皇权地位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学术分野。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论中国传统宗教(上)

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本土道教以及产生于明清二代的民间宗教构成中国传统宗教的内容。中国传统宗教形式多样,历史久远。"敬天法祖"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核心。道教和民间宗教是中国自己创立的作为社会形态的教派宗教。中国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神崇拜及其互融、宗教信仰的政治化、入世情怀和天(神)合德等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中国传统文化重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都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于天津城市转型思路的研究

天津与我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面临着城市转型的问题.城市转型就是转变城市的发展方式,包括城市经济的转型、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等.一、加快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就是使不尽合理的结构合理化,通过主导产业的培育带动城市生产力结构的调整,使城市经济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型,并且不断优化,达到动态平衡与合理.进入21世纪以来,天津城市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时期,GDP增长速度年均达到16％以上.但天津经济结构并不合理,2010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1.6∶53.1∶45.3.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与天津的地位不符.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尤为重要.     

韩国哲学与中国楚文化的历史渊源

韩国上古哲学经典《天符经》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道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说韩国的先祖——古辰韩人是中国古代楚国的附庸国罗国和卢国的后裔,那么源于檀君神话的《天符经》则应该直接来自中国楚文化,传承了先秦道家的哲学思想。     

亲爱的大人,请多多关照

那个盛夏的黄昏,晚霞特别红,茉莉特别香,儿子在广场上荡秋千。外公与外婆和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诉说着儿子种种令人烦恼的状况。外婆无奈地拍着椅背：“这孩子太不听话,玩儿什么不好,偏偏喜欢玩儿水,水龙头哗哗地开着,水表飞一样转。”     

从文化哲学视角看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反思并确定文化的形而上来源、根据和意义,是文化哲学建构的重要使命.中国在经历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变之后,寻找并确立中国文化对人生的绝对价值和基础,就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哲学议题.从这一视角看,具有准宗教意味的儒家文化确信人与天之间具有神圣性、终极性内在关联,人可以通过主体的道德实践来配天同天,从而使人生培育起指向绝对永恒的终极依据,进而也为个体的现实人生提供具有无限性意义的终极关怀.     

由“天”之意涵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在先民的思想世界中,“天”兼具自然性与宗教性,但是在周以后,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天”的这两种性质逐渐分离开来,一方面是其自然性凸现出来而与人相分离;但更重要的是“天”的宗教性的意涵转化成为人的道德的根源,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味,但它与人的终极关怀和功夫修养仍然紧密联系。因此,通过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同时具有宗教性与哲学性的特质。     

为何是“道”

文章旨在探讨《老子》为何将“吾不知其名”的“天下母”“强字之曰道”。通过梳理文本中“道”字所需承担的创生性、规律性和法则性三种功能,以及追溯《老子》之前“道”字的已有内涵,我们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符合关系。“帝”与“天”在充当至上概念时所暴露出的人格性、具象性以及外在干预性等缺陷,使它们丧失了与“道”竞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