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政治认同的构建——以天津搬运工人为例(1949—1956)

搬运工人是天津工人阶级中古老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初搬运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消灭脚行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获得工人的利益需求的认同;并以搬运工会为依托和纽带,实施搬运工人的劳动保护、社会救济和其他福利待遇,增强了搬运工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系统的文化启蒙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搬运工人树立了领导阶级的意识、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对共产党认同也升华到价值认同的层面。搬运工人开始向共产党和新政权靠拢,提高了执行政策、方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搬运工人对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建国后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进行社会改造的典型例证。     

创建“平安天津” 着力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通过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健全完善基层平安建设长效机制;通过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力争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通过构建以警防、民防、技防为主要内容的动态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对全市社会治安局面的有效控制。为进一步提升天津市平安建设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今后应当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综治合力、实现齐抓共管,并着力构建现代治安防控体系。     

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

2008年以来党和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劳动保护立法,旨在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约束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但是劳动保护立法的推进并没有改善工业领域中的紧张关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保护立法的悖论必须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保护立法只能采取适度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来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将工人的政治权利整体性地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体构建劳工治理体制,然而此种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联盟的影响,难以切实起到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效果,但是它刺激了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政治权利。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共享汽车问题分析

发展共享汽车为城市日益拥堵的交通出行问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由汽车生产企业提供运营车辆发展汽车共享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网约车中私家丰共享带来的非法运营问题,是一个实现汽车生产企业、消费者和城市管理者三方共赢的城市交通出行解决方案.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共享汽车,有助于构建多层次交通出行体系,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城市建设,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并且滨海新区自身也有发展共享汽车的优势.为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在滨海新区发展共享汽车,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和加强规范引导,做好配套设施建设,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拓宽企业增收渠道,加强市民诚信教育、倡导文明用车文化.     

工资保证金难治欠薪

正为防老板跑路,工人拿不到工资,江苏高邮要求企业缴存每个工人3000元到6000元的工资保证金后才能招工开工,但不少中小企业因无力承担,春节过后纷纷歇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融资和人力成本的增加,服装企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高邮亦出现了企业跑路,工人拿不到工资而到政府上访的情况。作为一个已经发生并可能出现更大风险的行业,政府对缴     

新政治周期需应考的难题

用"新工人"取代农民工,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揭示在社会条件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全社会面临的新课题。"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客观上已经无法回到农村,他们的最终归属只能是城市。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没有及时回应这个转变,滞后的收入分配方式不能支持他们融入城市。如何看待这数以亿万计     

人大制度实行的前前后后

<正>9月,我们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制定的宪法,经过持续近3个月的讨论,参加讨论人数达1.5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前前后后共收到意见118万多条……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数据中国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包括宁波、长沙、湖南、贵州、天津等省市纷纷发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或措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金额已超十万亿元，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