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理欲观

天理与人欲关系,即伦理道德规范与人们物质生活欲望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外伦理思想史上许多思想家长期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理欲观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在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今日社会如何正确处理天理和人欲的辩证关系,这对社会经济和道德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明觉与思维

从现代哲学的知识形态出发,本文作者在认识论方面对二程哲学进行专题研究,重点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认识路线差异.心之明觉与心之思维作为心之智性两个方面的开展,一直一曲,一合一分,在认识天理的方式上,明道重心之明觉,伊川重心之思维,由此而建构各自的认识论.从目前整理完毕的文献资料看,明道的认识论比较自我圆成,而伊川的认识论存有自我矛盾之处.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试析元杂剧的反传统道德倾向

有元一代,自由奔放的草原文化与依礼而行的儒家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并由此带来了社会道德规范领域内前所未有的变化。杂剧作为元代文学艺术的代表,自然会受其浸染,在审美内涵上表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对传统婚姻爱情观念的背离,对天理君权的大胆质疑,与传统抑商思想相背离的商业观念。     

“天理”与“良知”的落实——论理学的生活面向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学时期无疑属于理论思维的高峰期。尽管理学的思辨性与形上性非常重要,但其理论指向无一不在生活世界中,无论是程朱学的"天理",还是阳明学的"良知",莫不如此。理学的这种生活面向不仅体现在各种学说的理论体系中,还体现在众多理学家将理论导入日常生活的不懈努力中。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用力,书院中的思辨和讨论最终落实在了日常生活中,理学也由一种理论思维形态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意识。     

论王阳明法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关于法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从法的来源看,阳明之法属于神意法和父权法的混合;在法的内涵上,阳明之法体现和维护的是等级秩序;在法的功能上,阳明强调法立事行、抑强扶弱;在执法上,阳明强调执法公正;关于法的局限,阳明指出,所托非人则法律废弛,法律严苛则适得其反,要情法结合。阳明之法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思想的特色,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