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国家哲学探微

朱子对国家的哲学思考是儒家国家哲学的一个典型。朱子认为圣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创造性地从本体论角度、人性论角度考察了国家的基础。在上述论证之后,朱子阐明了国家的目的,即为人们成为圣贤提供帮助。     

礼法实践与天理循环——读《程朱礼法学研究》

宋大琦君的《程朱礼法学研究》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程朱礼法学研究》一书试图从程朱礼法学的基本问题入手来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哲学。作者认为,程朱礼法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体现了中国古人整体性思维模式的特点。礼法学在整体性的宇宙之思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带有了宇宙本体的全部特征。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朱子学理气论域中的“生生”观——以“理生气”问题为核心

由于朱子理生气命题不见诸任何现行的朱子文本,故向来对朱子学的生生问题缺乏关注。从朱子学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天命流行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极本体。由此,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得以成为理论自洽的一套理论命题。朱子学的本体宇宙论采用生生观念将太极、动静、阴阳贯穿起来,形成了以太极为核心、集理气为一体的一套天理实体观的哲学体系。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六经”的奠定者孔子与礼教

本文探讨孔子作为奠定者与六经及礼教的关系,通过梳理六经所由来的脉络,及孔子重建礼乐秩序的努力,看出孔子以仁为精神内核,奠定六经,从而使之成为礼乐教化的基础和保障。     

讲话是修行

王阳明有一次跟学生出游,路旁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骂道：“你没有天理！”一个反驳道：“你没有良心!”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