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十六字心诀"释义

朱熹人心道心问题是宋明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朱熹从天理人欲 ,心统性情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体现了朱子哲学既重理性又重修养的特征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对王艮“天理”思想的几点理解

泰州学派创始人、我国著名的平民哲学家王艮,高举起“以自然为宗”的大旗,把“天理”、“人性”与“良知”统一起来,提出了与“天人合一”不同的“天理”观,揭示了“人道”的自然属性。王艮还将天理与良知结合起来,提出了天理良知说,并在肯定良知固有、完美、不须人为的同时,要求通过学习与修养排除人的气质杂性,恢复初有的良知。此外,王艮在人欲“天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欲的区分,主张去恶欲,倡公欲,寻找真正的心底之乐。     

僧肇与朱熹真理观之比较

僧肇与朱熹分别是释儒两家的代表人物。虽然二人所属的派别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僧肇称之为真谛,朱熹称之为天理。真谛乃非有非无,不可偏执;而天理则是实有,内在于一切事物。凡夫惑于俗谛,故真谛只有圣心可以鉴照;天理在物,故人人皆可格物而穷理。圣心照见真谛,则真谛即在圣心,故用寂体一;性理为未发之体,格物穷理为已发之用,此亦体用兼备。在超验的层面,僧肇与朱熹的真理观非常相近。而具体到经验层面,二人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故其真理观又有一定的差异。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欧阳修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也是理学的重要先驱人物。其易学、理学是其史学的理论基础。在经学方面,他敢于疑古,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对《周礼》等也发出疑问。他提出“天理”等范畴,对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他认为支配社会兴衰的是“人理”,主张编写历史时应以“书人不书天”为基本原则。在史学著作中,主张德政,重民爱民,师古不泥古等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思考,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核心。正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朱子理学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天理"的内涵并不单纯是指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的是指宇宙天地间一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性的正向定理;"人欲"决不是指人们的正常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社会健康发展之内在规律的邪恶的不正当的个人私欲。     

心·道心·人心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系统中最一般、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义蕴广泛丰富、演变错综复杂的概念之一。心有道心人心之说。程颐最先将其纳入理学心性论中,并把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建立了“明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的理论。朱熹则认为心只有一个,道心人心都来源于人性,人欲为人心的一部分,应予肯定,但由于道心主于理,人心主于气,故道心应支配、节制人心,以遏制人欲,因而主张“存天理,逼人欲”。李退溪的道心人心之说,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朱子的,即肯定道心对人心的主导地位。其间有创新,也有矛盾。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     

在历史中发现启蒙——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描绘了一个追溯到上古三代、持续而生动的思想和政治伦理结构。在这个上千年的历史发展里,其发端主题是天理。从宋代始,天理话语朝着现代的内在性逐渐发展,最终在晚清被公理概念所替代。基于现代科学和追求经验性真理的思考,公理很快由五四运动的科学话语所取代,体现了更普遍的原则。这是汪晖借以构思其著作的主要线索。此书前半部讨论天理如何转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使得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均获得发展。后半部讨论晚清思想家在回应传统秩序的崩溃时,对公共道德原则的思考。这一长篇巨作展示了基于自然和本体论的一系列构思和应变能力,在论证历史的伦理—政治结构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批判,这一过程同时对应着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该书的总体精神乃不懈地寻求规范的普遍标准。从天理到公理,一直到寻求世界政治的科学的、公共的、普遍的基础。在一个充满文化冲突和地缘政治斗争的世界,这一探索有极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