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作家的被动写作——余华《第七天》创作心理探析

余华新作《第七天》以第一人称(死者)的冷眼旁观叙事跨越了生与死的界限,对主人公死后七天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铺陈,通过把生前与死后两个世界一体化、一致化,映射现实,针砭时弊,显示了作家直面现实的写作姿态和关注人伦关系的伦理意识。作家冷静、客观、中立的叙事特点和对主观心理、虚拟世界的关注与表现,体现了余华强势控制的"作家姿态";但他在写作中又多少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绵软无力、被动而受迫。我们将这种独特的现象称为"主观作家的被动写作"这是余华与作品《第七天》相互关系中暗含的悖论所在,也是余华小说的特殊魅力所在。     

柳宗元与永州文化

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足足十年。他一生共创作作品600余篇(首),有490余篇(首)是在永州完成的,包括其名作《非国语》、《天说》、《封建论》、《永州八记》。可以说,永州十年奠定了柳宗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永州造就了柳宗元,柳宗元推动了永州文化的繁荣。在永州文化史上,柳宗元是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他对千余年永州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承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柳宗元是永州地域文化兴起的代表人物永州地处湘、桂、粤交界,潇湘两水在此汇流,早在旧石器时代,在永州广袤的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踪…     

《养生主》奥义——身心兼养的庄学“人生”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三篇。旧庄学对《养生主》很不重视，以为无甚深意，浅显易懂，因而掉以轻心，谬解无所不在。庄子阐明“养生”之“主”是“道”．却被否定“道”的郭象谬解为“不伤生”才是“养生”之“主”。庄子主张“为知”的同时必须知“殆”而“已”。却被旧庄学厚诬为“反智主义”。旧庄学又望文生义，厚诬庄子教人“为恶”。作者在《逍遥游奥义》《齐物论奥义》的基础上，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庄学“养生”奥义。     

“安全为天”的伦理阐释

“安全为天”决不能仅仅作为一句安全口号和标语,而应当作为企业安全伦理最基本道德理念和道德法则。它是企业伦理主体对人的生命安全利益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情感关怀,体现了人的生命安全利益至上的根本性伦理道德法则,并且要求将“不伤害”原则作为企业安全伦理的普遍性的底线伦理原则。     

鲁迅笔下的"天"及其他

"争天拒俗"是鲁迅的战斗宣言.在中国,"天"是一切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权势的总称.皇帝被称为"天子"--天之子;皇帝便成了"天".在中国,"无"和"天"在意义上相通."无物之阵"便是"天"所布下的"吃人之阵".所以,鲁迅终生坚定不移的战斗目标是与"天"争斗.     

可汗号研究——兼论中国古代“生称谥”问题

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每一个可汗都有修饰性称号,这种修饰性称号就是可汗号。可汗号与可汗称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可汗都有专属于他的可汗号。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是从名号分化展开其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为官职与官号,官号与官职相依相伴,可汗号是官号的最高形态。这是早期社会共有的特征,在北亚游牧社会的政治体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种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分化,很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性,这一研究,可以发挥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帮助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包括“生称谥”的某些问题。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绝地天通：从生活感悟到形上建构

“绝地天通”作为中国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所反映的是中国原创时期的观念转型 :从本源的生活感悟到形上的哲学建构。这种形而上学在形下的制度上的落实 ,便是汉代以来作为专制秩序的礼制的建立。原来“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交融关系 ,是一种本源的生活领悟 ;而“绝地天通”的发生 ,则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打破 ,它最终导致了大本大源的蔽塞 ,而成为后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观念上的最初根据。因此 ,“绝地天通”的观念必须接受我们的破解。这种破解的目的在于 :引导我们从“天人相分”“人神不杂”的礼制秩序向“天人合一”“人神杂糅”的生活本源的回归 ,而将我们带向当下的本源的生活领悟。     

考释《山海经》中有关古朝鲜的两条史料

《山海经》中 ,多处谈到上古朝鲜半岛的事物和情况 ,而明确标出“朝鲜”二字者却只有两条 ,按袁珂先生 1995年的《山海经校译》本 ,则为《海内东经》篇的“海北山南”条和《海内经》篇的“朝鲜天毒”条。对于前者 ,如果明确了“在列阳东”和“海北山南”的各自含意 ,便可知晓古朝鲜 (起码是公元前四至二世纪 )的基本位置 ,从而否定了什么“辽宁说”和“迁移说”。对于后者 ,主要是把“天毒”二字解释明白。研究者们对“天毒”二字其说不一 ,有“衍文说”、“东屠说”、“沃沮说”、“带方孤竹说”和“辽西孤竹说”等 ,而笔者则主张其为“王居说” ,它是古朝鲜都城在从古朝鲜语转化为汉语时的译音 ,即战国时译为“天毒” ,其后又译为“险渎” ,最后落实到《史记》朝鲜列传一文中的“王险城” ,古时的王险城即今日朝鲜首都———平壤。而如“天毒”不是郭璞所注之古代“天竺国” ,则《辞源》中的“天毒”条似亦难于成立。     

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新探

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意见纷殊。但不管如何,寻探的出发点应该回到文本本身。百回本文本的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透露了极大的信息。首先,从对金陵世德堂的考证可知,《西游记》最早刻本是官刻本(区别于家刻本、坊刻本),它提示了《西游记》作者应是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着很深的关系;其次,从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察则证明,他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证据,相反恰恰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刻者世德堂、序文作者陈沅之为适应当时形势,及其追逐读者市场的一个合谋的产物。最后,对百回本《西游记》文化背景的整体分析,其条条线索都为坚持"吴承恩说"的观点提供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