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现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论儒道互补的三种形态

儒道二家学说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儒道文化既互相区别、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儒道互补的形态在理论上表现为儒道融合,在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儒道并行,在人格修养上表现为儒道双修。这三种形态从不同层面丰富发展了儒道互补的文化内涵。     

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利玛窦来华经历了两次易服:教士服易僧服、僧服易儒服,其形象经历了从修道士到西僧、从西僧到西儒的两次转换.两次易服从适错到适应,反映了利氏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断调整,也反映了异质文化交融的某些规律.     

日本经济赶超时期塑造国家形象的经验及启示

二战留下的负面＂形象遗产＂,以及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形象,构成实施贸易立国战略的重大障碍。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战争赔偿和对外经济援助、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提高产品质量等途径重塑国家形象,清除了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为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为我国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有益启示。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薛福成法律思想述略

薛福成基于对时势的认识,提出"宜变古以就今"的变法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倡导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良国家政治体制,注重研究公法和培养外交人才,以掌握西人的"富强之术".薛福成的法律观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