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兴衰的影响*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综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经历过无数辉煌兴盛的时代也经历过衰落与苦难.从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历程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华民族要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科学评价、客观正确地对待与传播儒家思想文化,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与适当地引进外来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儒文化的同根传承与异质变奏——世界华文女性文学"仁爱"化抒写比较

由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借鉴西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批评方法的单一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相对狭窄,生硬的理论套用又极易陷入西方语境而产生误读。因此,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介入女性文学的研究,通过华文女性“仁爱”化抒写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创作在亲友之爱、乡邻之爱的描写上,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和情感焦虑上,具有同质异构的现象。     

儒佛相通——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对于儒家和佛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外在的超越者。真正的儒和真正的佛乃是“内在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内在超越”者不是远离人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存在于人的“性”中,存在于人的境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佛是相通的,它们皆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     

多谋善断的军事秘书——郭嘉

郭嘉,字奉孝,是东汉末年著名军事家、谋略家,是曹操手下最主要的谋士之一. 他以著名的“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消除了曹操在打败袁绍这件事上的顾虑,鼓舞了曹操统一天下的决心.曹操曾称赞郭嘉:“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于是曹操上表朝廷,封郭嘉为“司空军师祭酒”,也就是曹操自己的“首席参谋”. 郭嘉成为曹操首席参谋后,为曹操统一北方的多次征战屡出奇谋,功勋卓越.然在平定乌桓后回兵途中身染重病,不治而亡,年仅38岁.     

简论日本文化产业的缘起与发展特征——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社会改造,日本尽管经济在20世纪60、70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日本对内存在公民文化身份的认同不清,对外出现国家文化身份的缺失,因此一种文化不安全感充溢着社会。80、9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其国内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契机,适时推出"文化立国"战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既满足本国人们现代精神消费需要,又对国民进行文化价值观的集体建构,而大量出口文化产品,让国际消费者感知日本文化符号、社会价值的同时,提升其文化的国际认同、建构良好的文化形象。日本文化产业的缘起、发展特征中文化民族主义起到了内化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两面性。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地区先儒从祀文庙研究

江苏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处于太平军的核心统治区,由于战争和宗教信仰的原因,其地绝大部分文庙被焚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廷首先着力兴修文庙,江苏地区文庙也得以重修.江苏地区先儒在这一时期得以从祀文庙,可以在春秋丁祭典礼时供士人现瞻,从而成为江苏地区官方教育士民的象征符号.但在外来势力和内部动乱的冲击下,清廷统治已然式微,其妄图通过文庙从祀这一象征符号来达到维系士人信仰之目的亦无从实现.     

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利玛窦来华经历了两次易服:教士服易僧服、僧服易儒服,其形象经历了从修道士到西僧、从西僧到西儒的两次转换.两次易服从适错到适应,反映了利氏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断调整,也反映了异质文化交融的某些规律.     

日本经济赶超时期塑造国家形象的经验及启示

二战留下的负面＂形象遗产＂,以及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形象,构成实施贸易立国战略的重大障碍。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战争赔偿和对外经济援助、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提高产品质量等途径重塑国家形象,清除了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为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为我国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有益启示。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