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相通——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对于儒家和佛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外在的超越者。真正的儒和真正的佛乃是“内在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内在超越”者不是远离人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存在于人的“性”中,存在于人的境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佛是相通的,它们皆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     

浅析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兴衰的影响*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综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经历过无数辉煌兴盛的时代也经历过衰落与苦难.从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历程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华民族要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科学评价、客观正确地对待与传播儒家思想文化,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与适当地引进外来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原儒杂俎

“儒”字的古文正确写法当为“”,其造字理据为“浸润于天的人”,意即前人所揭示的“通天地人曰儒”.这与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体悟“中正之心”的“忠恕”之道是完全一致的,而宋代道学家们在整合佛老百家学术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本论思想,也正是对作为“心之中正”的儒道本体论的进一步具象化.     

多学科视野中的儒文化

从历史学角度看,儒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从宗教学角度看,儒文化通过教化追求价值理想,强调自我功夫,张扬人性和个性,而非信仰的皈依,因而对政治权威的约束力不比宗教。从科学角度看,儒文化包含学术,但把求知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而不能使认识穿越人文直指事物。从政治学角度看,儒文化仅从统治者的立场思考权力,没能在政治主体问题上实现理念革命。儒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其现代转型,延伸到中华现代文明,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价值资源。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     

“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

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时代的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已经鲜明地呈现出儒家的思想特质;而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更突出显现了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的通行理解。尤其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对"儒"的理解,作为战国时代评论各家"儒"的总结性代表,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因应秦的统一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新的追求。     

司空图《诗品》的审美张力

本文认为《诗品》中存在着阳刚与阴柔两种审美趣味之间的张力,指出这种审美张力的深层结构是崇儒济世思想与崇禅道遁世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阐明了产生审美张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最后对《诗品》中的张力美作了进一步分析。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林东城的心学之路及思想特质

林东城作为泰州学派重要一员,其学行在继承发挥心斋、龙溪之学的同时,亦体现出自己的倾向性变化,愈益重视工夫,对现成良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批评。由于他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渐背离了泰州学派平民儒学的主脉,成为泰州学派分化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