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古代文学之源头及其文化基因初探

文学源于社会需要,是人类社会因应生存与发展的精神需要之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需要之产物。由于历史上潮人未能产生自己的仓颉,潮人也便与自己的书面文学擦肩而过。然而,口头文学却不会因此而无迹可寻。发祥于潮州的土著畲族,其始祖盘瓠就葬在潮州凤凰山。其《高皇歌》、畲歌仔等口头文学作品,应该是潮州古代文学萌发的源头。而书面文学之出现及其滥觞,应在中原移民南迁入潮及中原文化融入潮州之后。南朝刘宋年间,佛教开始传入潮州。由是,潮人文化得以在中原文化与佛教文化之长期浸润之下逐渐形成。这种文化土壤正是潮州古代文学赖以滋长之温床。而历代莅潮官员之文学移植与栽培便是其萌生、滋长之首要外在因素。因而,唐代是潮州古代文学之滥觞期。潮州古代文学滋长伊始便呈显着儒佛交辉之文化运势。     

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

中国政治传统中积累了深厚的立国智慧，注重统一、安定之后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着社会政治风化的向善提升、最终指向政治共同体精神的教化变迁。更化就代表了政治体致力于善治的文明化转变。儒家传统对于更化有全盘复古和与时损益两种激缓进路，渐进调适论在历史中更显出实践稳健性。政治更化着眼于立国构造中政治精英群体的养成，以此影响立国精神与政治权力再分配，体现出兼顾政治信念与宪制结构的治体论意识。文教振兴因此有其宪制蕴涵。更化立国的政治技艺，避免全盘复古的激进变法冲动，也避免将政治转型急切聚焦于政体制度的大规模改变。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键维度。     

从《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看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

在蒙元帝国初期,身为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行了＂以儒治国＂的政策,对蒙元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及此后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这一思想在宋子贞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体现。     

《元史·世祖本纪》献疑一则

正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记载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差官考试汉地儒户,最终确定免差的儒籍数额:"(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其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贫乏者五百户,隶太常寺。"(第180~181页)至元十三年三月戊寅,即至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此次汉地试儒,其中主试河南的是王恽与陈祐。《元史·王恽传》记载:"(至元)十三年,奉命试儒人于河南"     

“漫家”元结的墨学色彩

被时儒以＂漫＂相斥责的＂漫家＂元结,大力鼓励生产,倡导节用,非命、非乐,引导士子援墨入儒,墨学色彩鲜明。这与其家乡鲁山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天宝及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相关。     

纪念三叔董辛民

正02三叔经常通过信件和远在长沙的父亲倾诉衷肠,互相打气共渡难关,时常交流对父亲文章的看法,对文章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讨甚至辩论,一封信往往长达六七页并且正反面都写得满满的,字里行间尽是殷殷的关切和学术交流;随信时常附有一些剪报,大都是光明日报上刊登的评论戏曲、小说关于儒法斗争的大批判文章,三叔往往在标题下面写下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学术研究风气不胜唏嘘无奈。     

罗卜藏丹津事件始末: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博弈及地方社会儒法化

罗卜藏丹津事件是青海历史上"社会"与"国家"之间权利博弈的典型,《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从"弱控制—利用"转化为"强控制—渗透"关系,也为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模式建立,及整个青海社会的国家化、封建化、儒法化奠定了基础。     

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

王弼的《老子注》形成于汉魏之际,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学术转向时期。结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王弼在《老子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崇本息末的观念和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对道儒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汉魏之际道儒融通的时代课题,而且对于推动《老子》解释学和中国道学史研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个性倾向性论辜鸿铭英译儒经的动因

本文根据心理学中个性倾向性的有关理论,从世界观、动机、理想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辜鸿铭从事儒经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动因,从而促进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