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     

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的文学重构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在界定杜甫成都诗的基础上,以文化批评的空间理论解析"成都水文化"的历史述说;杜甫入蜀前的历史、地理、文学诸经典文本对"成都水文化"的言说;进而探讨杜甫成都诗对"成都水文化"文学重构的特征。     

论王渔洋悼亡诗

王士稹一生三赋悼亡,写下数量众多的悼亡之作,而且别出心裁地采取七绝一体来铺陈悼亡包括的多方面内容,空前扩大了悼亡诗的容量,同时也丰富了悼亡这一诗歌类型的艺术表现力,成为悼亡诗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论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

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以元代包容的宗教政策为背景,记录了道士的日常生活、斋醮科仪,以及其与道士的交往活动,并从这一独特角度展现了元代文人与道士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马祖常诗对“仙”意象的自觉追求,营造出了澹泊空灵与奇幻瑰丽的意境,在元代涉道诗中独树一帜.     

钱锺书论“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

钱锺书谈论中国古典诗文之时,多联系西方文学,尤其是讨论“学人之诗”时与之并提比较多的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从物象与理趣、诗歌风格、修辞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比照分析.“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并不对等,但从作品和作家分析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钱锺书讨论的一部分依据.     

爱德华·泰勒宗教诗艺术管窥

爱德华·泰勒被称为是一位“旷野巴罗克”诗人.他的诗歌闪烁着宗教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光芒.他模仿邓恩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玄学派宗教诗人,将神学思想深藏于日常话语之中,用奇喻、双关、悖论等修辞手法,让诗篇充满喜乐与惊奇.《上帝的决心》和《沉思集》是泰勒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将貌似简单的旷野意象与严肃深邃的宗教主题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旷野巴罗克”诗歌创作风格.     

论中西悼亡诗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悼亡诗多寡不一的深层原因是缘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不能超越死亡的恐惧,所以悼亡诗特别多;而西方人对待死亡较洒脱,故悼亡诗相对较少。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是由两者的信仰和宗教差异等原因造成的。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