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乐教化的优越性及其美育启示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诗教和乐教具有其他教育方式所没有的优越性.在诗乐教化过程中,道德情感在审美情感基础上自觉激发而不显强制性;在诗乐教化结果上,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圆融合一而不至于主体偏枯.并能使主体抵达生命的最高人生境界.孔子的这一诗乐美学思想既可成为反思美善关系的理论资源,又能为当前的审美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南宋王质《诗总闻》的创作动因

南宋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总闻》是他历时30年而编撰的学术专著。在当时的语境和个人因素背景下,他以半生的心血潜心阐释《诗经》而撰成《诗总闻》一书的动因有三：一是感于时政,以《诗》训世;二是仕途失意,寄寓悲愤之情;三是不满他人训释,自立新说。     

试论黄遵宪的诗歌风格

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诗风独特，在晚清诗坛上有较大影响。其诗风格新奇、悲壮、雄放。其风格的形成跟当时所处的悲剧时代有关，跟他本人致力于创作新派诗密切相关，同时也跟他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诗歌中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灵活运用古体诗等等有关     

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受宋代史学界编年史书与文人年谱编纂之风大盛的影响,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将黄庭坚的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任渊所作黄庭坚年谱,除遵循传统,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入各年的条目之下之外,还创造性地把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将诗歌编年与年谱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受其影响,其后宋代诗注纷纷采取类似做法。黄庭坚裔孙黄 所作的《山谷年谱》,也从任谱中吸收了合理成果,并加以改进。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唐代送别诗意象营造的个性化

唐人送别诗色彩缤纷,情深意长,成绩显著,意象使用的个性化是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诗人,受理想愿望、个性气质、情感类型、审美趣味等主体品质因素的影响,其诗歌在取向方面不尽相同.观照唐人送别诗中诗人取象与意象营造方面的特征,对于探寻诗人熔铸在意象中的深层意识,挖掘诗歌作品的文化内蕴,评价诗歌的美学风格,均不无裨益.     

纪念吴存心同志逝世十周年（诗二首）

光荫荏苒,昊存心老市长、老人大主任离开我们已十周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十年,黄山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座崭新的国际旅游城市正在崛起。老市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倡导、组织、实践的徽文化研究,现已逐步发展成文化产业,旅游事业欣欣向荣。教育战线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活动,正在促进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座右铭。千万小陶子,在黄山大地茁壮成长为国家的栋梁。本刊特编毕娟娟诗二首,以兹纪念。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