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评台湾叶维廉的诗论

作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学者,叶维廉在从事诗歌创作时,还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的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纯诗"、现代和后现代的诗论,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诗与哲学的关系——以冯友兰的哲学观为例

冯友兰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并标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是哲学的两种方法,强调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是运用负的方法,特别重视直觉体悟,与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他对诗进行详细的区分和论述,构建起他对诗与哲学关系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他的哲学旨在关注人的价值、意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试图更好地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价值和哲学意蕴。     

“人面桃花”并非形容女子长得美

“人面桃花”出自唐代孟棨《本事诗·情感》:唐代书生崔护,曾在一年的清明节这天,独自一人到长安城南郊游玩,见到一个庄园,园内花木丛生,环境幽雅宜人.崔护上前,叩门求饮,一年轻女子开门设座,并递给崔护一杯水.年轻女子站在一株桃树旁,含情脉脉地看着崔护.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崔护忽然想起这位年轻女子,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于是直奔城南,但到那里一看,门庭庄园一如既往,大门却已上了锁;桃花依旧,去年的美人儿却不见踪影.     

“诗语境”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在西方理念主导世界主流文化的背景下,笔者借助中国传统诗歌文化所特有的立体多维意境,在"诗语境"下创新现代平面设计,使设计作品独具东方魅力,具有弘扬民族文化和提升现代平面设计艺术水平的双重意义。本研究从平面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出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情画意",探讨了现代平面设计里的"诗语境",并最终以"时间"为主题示例说明了"诗语境"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20世纪末湖南诗歌创作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不倚的湖南诗人们坚守创作,涌现出一批批甘于与寂寞为伴的人们。尤为突出的当属湖南诗坛的常青树彭燕郊,其以深刻的现代性和民间性,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被誉为文学上的“彭燕郊现象”;其次,站在城市与农村边缘线上的“新乡土”诗群以田园牧歌式的抒写传达对乡土、家园的诗性,以及“6＋0”诗歌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表达对现实的思考与探索;“新湘语”诗群立意在日常生活的地方性写作之上。湖南诗人们于不事声张的耕耘中实现着低调的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