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     

为理智主义辩 ——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出发

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知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能力之知无法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然而,反理智主义者的核心论证即无穷倒退论证并不能有效地反驳理智主义。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表明,理智主义的观点在事实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辩护,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区分。从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能力之知最终能够被还原成一系列命题性知识的组合,这一观点也为能力之知的积累提供了保障。不过,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为了使用方便,保留"能力之知"这一名称是可以接受的。     

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 ——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

道德相对主义在解释某些文化的异质习俗时,往往从道德相对性的实然事实推出自己的应然理念,主张对所有的相对性道德标准都采取宽容开放的德性态度,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价值诉求潜含着折衷调和无原则、让德性沦为伪善的严重弊端,最终会取消"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的终极地位,甚至纵容某些坑人害人的不义行为。要克服这种弊端,就应当站在正义一元主义的规范性立场上肯定多样性(而非多元性)的正当意义,一方面强调不可害人作为一元正义底线对于多样性的人类生活的终极约束力,另一方面宽容尊重所有符合这条正义底线、没有坑人害人的相对性道德现象,从而消解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     

论跨文化研究的殖民无意识

由于殖民主义500年的扩张历史,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深受其影响,只是表现形式大不相同而已。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和深刻影响,全球的文化意识虽然在政治层面与过去的殖民主义已无多少直接的关联,但其核心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以新殖民主义的面貌呈现,而新殖民主义的精神内核就是汉学主义理论所探讨的文化无意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世界范围的文化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会表现为殖民无意识及其变体。文化无意识是阻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健康交流的无形障碍,文化无意识的去殖民化任重而道远。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文书复原是文书研究的起始步骤,"缀合"即是完成这一关键环节的一种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从对文书之物质载体的关注出发,可以对三组广受学界关注的清水江契约进行缀合。无论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文本离散,还是人为对文本的刻意分割,都可以通过文书的重新拼缀向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完全的信息,从而进行更符合文书原貌的讨论。对于残片及其缀合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对于契约文书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其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完善文本信息;另一方面,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之于人们对传统契约之运作机理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中,作为西方最前沿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爱尔兰戏剧经由沈雁冰、郭沫若等文人的译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因其所内蕴的反帝反殖语境与民族主义诉求而与中国社会的“救亡”主题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其中,爱尔兰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得到沈雁冰更多的译介。但是,在“五四”时期“反抗与解放”的文学主题语境中,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民族性暗示乃至爱尔兰戏剧运动整体的民族独立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其价值意蕴最终也只能落脚于“讽刺剧”“道德剧”等文体层面。这一方面表明,译介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从原文到译文的歧义丛生的理论旅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总是具有张力地在译介的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相互映照、相互作用。     

东方启蒙作为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谱系研究

西方思想界有两种相对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西方丑化东方的“正写欧洲中心主义”,另一种是批判西方美化东方的“反写欧洲中心主义”。考察后者即东方启蒙话语谱系及其历史语境可知,强调东方的积极面,起点是要解决西方现代转向及之后的问题,是西方在其特定历史语境中自我批判和反思的手段,反映了西方思想的张力和活力,我们征用其批判修辞的同时应警惕其中的陷阱。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