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若干程序问题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但学界对此基本持反对立场。行政非罪化具有其合理性,出罪权的“诉讼过程”配置规律,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共同构筑了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的正当性基础。针对行政非罪化案件的管辖冲突,应当根据冲突主体的不同,确立相应的解决规则。非罪化的前提是行为构成犯罪,对于行政非罪化处置程序中涉嫌犯罪的证明,应当根据主客观违法事实,将证明责任合理地配置给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同时,为了控制行政执法机关非罪化处置权能,还应设置科学的听证制度、集体决定机制以及请示报告制度,以强化其内部控制。而在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的情形下,行政非罪化案件与“另案”应当保持事实认定的一致性和法律处罚的协调性。     

安乐死非罪化的刑法研究

从阻却违法事由和非罪化理论两方面来说明安乐死的出罪问题,其中阻却违法事由是介于非罪与违法之间的一条界线,目的说和优越利益性是其免除非法性的两个理由,非犯罪化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的一个方向——缩小刑法的干预范围。文章以大陆法系犯罪构成论的阻却违法事由及非罪化理论为依据,论述安乐死行为的出罪问题的合理性。     

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的刑法精神分析

婚内存否强奸，一直是刑法学争议的问题。从现代刑法精神的角度来解释婚内强迫性行为这一法律现象，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侵犯的不是妇女性的权利，因而，不构成强奸罪，行为人只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道德责任，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以此为前提，认为婚内强迫性行为非罪符合公正性、宽容性、经济性等现代刑法精神。     

无对象犯罪之初探——一种非罪化类型的思考

犯罪对象理论在我国一直争议不断,就其归属问题向来莫衰一是,一说其应属于犯罪客体要件中,另一说其应属于犯罪客观要件中,然而无论其归属为何都只是限于对其本质上的讨论,却无继续发展理论上的价值,致使相关的刑法体系难以完善,同时也使得与犯罪对象有关的犯罪类型难以出现.正是基于此,在承认犯罪对象对于犯罪的不必要存在的基础上提出无对象犯罪类型的理论,毋宁说是对犯罪类型的一个丰富,倒不如说是对犯罪的传统理解的一个重要的反思.     

伦理与正义的平衡——唐律对“服制定罪”的发展及思想价值评析

现代刑法抛弃诸多古代儒家法律尊老孝悌传统原则和制度,追求极致的西方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剧了现代刑法对解决家庭矛盾违法行为的缺陷和面对此种行为的无力。"服制定罪"是瞿同祖先生对"准五服以制罪"的解读,是儒家法中一种关于亲情人伦的立法,对于我国古代维护家庭的和睦、社会的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在提高母亲服制等方面进行了三次改革,并在杀伤罪、奸非罪、盗窃罪三种最具代表性的罪名上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研究唐代"准五服以制罪"制度的历史轨迹,从中寻找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对我国现代刑法典的修订和社会矛盾缓和有一定启示。     

"《唐律疏议·户婚》无死刑"辨正

《唐律疏议·户婚》中无死刑适用,自清末沈家本始已成为学界共识.户婚律中律文字面虽无绞、斩出现,但出现了"以奸论",即亲属共婚比照亲属相奸处刑.按《唐律疏议·名例》亲属共婚同于亲属相奸真犯.亲属相奸在杂律中是有死刑适用的,故亲属共婚当有死刑适用.     

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

晚清修律中的"无夫和奸有罪"本是无足轻重的法律议题,且不具实践性。劳乃宣等人提出保留和修订,试图在收回法权和保存礼教之间取得平衡,象征性地维系礼教精神。拒绝折衷调和的新派传媒将此举视为反对新刑律,并片面理解和夸大西方愿意放弃治外法权的消息,将之提升到国家生死和立宪成败的高度,于是结成游说团体"新律维持会",试图影响资政院议员的表决。不料却意外触发蓝、白票党之争,进而引起政学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两大西式政党的组建。两派根据法律异见而组党,揭示出以政见划分政党的西方学理的影响,但当时舆论已有不同意见,辛亥后的实践亦证明朝、野分立才是政党政治的大势所趋。     

顺治朝内阁档案词语发微

顺治朝内阁档案具有珍贵的语料价值,对档案中的词语加以梳理,补充大型辞书的释义,有助于推动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积玩＂应释为＂积滞玩忽＂,＂积＂由＂积滞＂可引申出＂积久成精的、狡猾的＂;＂征比＂应释为＂征收追比＂;＂调奸＂的含义是＂挑逗并（希图）私通＂;＂肘镣＂的意义为＂戴在肘上的刑具＂,＂镣＂并不限于指＂脚镣＂。     

论儒家的轻商观念及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

当前社会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轻商观念,这大大抑制了人们的创业激情、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轻商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正统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义利现。本文用经济学、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儒家义利观中的轻商观念产生的原因、影响并提出了对策。     

论秦律中所见的家族法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观点上 ,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产物 ;秦汉法律为法家所拟定 ,纯本于法家精神。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 ,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在秦律中已基本确立 ,并为后世所承袭 ,两千年来并无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