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延边"越垦韩民"团练及其反对日本奸细的斗争

甲午战争时期，延边地方军政当局为了边疆安全，组建“越垦韩民”的团练，展开了反对日本奸细的斗争。这不仅是中国朝鲜族历史上与兄弟民族协同守边、一致对外的先例，而且是中国朝鲜族爱国主义运动的开端。这为日后各民族共同团结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见危不救不宜入罪的三维思考

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大多数人认为见危不救应当构成犯罪.然而,笔者却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本性、德法关系、刑法理论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递进式论证.     

谦抑性视阈下无被害人犯罪探析——兼论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违反道德风化类的犯罪,虽然形式上具有妨害社会管理的风险,但实质上并不会对案外人权益造成实际侵害,因而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从刑法谦抑性视阈出发,无被害人犯罪非罪化或轻罪化存在合理性和正当性,制定无被害人犯罪出罪空间与规制合乎比例的制裁方法亦为现行谦抑性理论的一场检讨战争。因此,撇清我国刑法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的暧昧态度对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应正视无被害人犯罪体系,帮助其成长的同时亦给出空间,以适应风险社会行为高度入罪化的需要。我国应以法益危害性为中心,对违反风化类犯罪采用行政化或道德化处理模式,为我国轻罪化与非罪化立法提供启示。     

幼女“产婴证奸”问题探析

近来,幼女＂产婴证奸＂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这一方面凸显了我国救助机制的缺失,实现正义的代价过于高昂;另一方面还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和法律难题。针对这种状况,建议完善相关立法,构建相应的社会救助机制,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普法及性教育,培养其自我保护意识,避免＂产婴证奸＂现象的再次发生。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行政非罪化的理论证成与适用规制

非罪化现象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出罪权的“过程性”配置规律、定性与定量性相结合的犯罪认定机制以及执法机关对于行政犯罪案件的先行管辖事实,决定了行政非罪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行政非罪化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行为涉嫌构成犯罪以及行为欠缺刑罚必要性。原则上,行政非罪化主要适用于情节轻微的犯罪案件,当然,法律明确行政处理前置的案件则可以突破情节轻微的条件限制,并且,在对案件非罪化处置后,行政执法机关还应当给予行为人与其违法行为相当的行政性处罚。     

刍议洗钱概念的非罪化界定——基于保险洗钱行为的分析

目前,我国尚有许多不符合法定洗钱概念的洗钱行为游离于反洗钱制度体系之外,得不到有效治理。传统上所理解的洗钱概念,几乎都仅指狭义上的"黑钱洗白",但只要具备了洗钱的目的要素,被清洗的对象是"黑"是"白"并不重要,以保险洗钱为代表的许多行为特别符合"白钱洗白"的特征,不引入广义洗钱的概念就难以涵盖这一类的洗钱行为。应拓展对洗钱概念的法律界定,使"非罪化的洗钱"行为与"罪刑化的洗钱"行为相分离,形成"打防结合"的反洗钱长效机制。     

清代犯奸案件的审理依据及原则——基于司法判例的考察

清代的犯奸罪主要指的是强奸与和奸,这其中又可分为亲属相奸、同性相奸、强奸幼女、僧道犯奸、职官犯奸等多种特殊情况.文章结合《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文以及《刑案汇览》中的具体案例,主要从清代关于犯奸罪的立法与司法的技术层面出发,详细分析审理犯奸案件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一、被害人年龄对犯奸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二、犯奸罪中认定的加重情节;三、同性相奸的处理;四、被害人自身节操对判决的影响;五、服制关系在审理亲属相好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六、特殊身份相奸的处理方式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