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刑事容隐制度的辨与思——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考察

刑事容隐制度在程序法中体现为亲属免证权,在实体法中体现为亲属相隐减免处罚制度。两种容隐制度在行为方式、法律属性和制度目标上均有明显差异。通常,大陆法系既承认亲属免证权,又承认实体性容隐制度,而英美法系则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亲属免证权。认识到二者的重大差异,是构建理性、平衡的刑事容隐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之现实妨害及其法律治理

财产性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要属性,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实现仍然离不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经济价值的实现面临着来自集体组织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制约,严重阻碍了集体土地经济价值的释放,影响到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集体经济实力增强。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妨害排除应当坚持多元化思路,既要从宏观上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妨害排除的一般方式,更要建立起防治政府公权力、农村集体组织等典型妨害的法律规制规则。     

严重妨害就业 残疾赔偿金可调高

编辑同志:去年年底的一天,我骑电动车将步行的货车司机刘某撞到,致其右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刘某治疗终结后,我和他一起委托司法鉴定所对他的伤情进行评定,结论是他右腿功能受限,构成十级伤残。我提出可以按十级伤残赔偿刘某损失,但刘某不同意。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货车司机,此次事故造成他以后无法正常开车,所以要求提高一个伤残等     

“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罪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以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随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和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涌现,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激活.从犯罪学视角对2020年的55例典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原因.应当从社会治理、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和法律规制四个层面入手,构建四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体系,降低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发案率,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察

现行刑法第306条——判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根据在于,该罪行具有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高度危险。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该罪行应当从重处罚。引诱行为的实质内容在于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而不在于引诱的具体行为方式,即使是诱导式询问的某些特别类型也存在构成刑法第306条罪行的余地。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是特别犯与一般犯的关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藏匿、隐避证人的,属于本罪的毁灭证据的行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而使用的,应当属于本罪的伪造证据的行为。     

妨害司法若干犯罪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了十余种妨害司法的犯罪,这些罪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实践中易于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混淆。本文根据刑法、相关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对这类犯罪的正确认定进行辨析和研究。     

伪造信用卡犯罪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伪造信用卡犯罪目前在我国日趋严重,而司法实践中关于该种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困惑和争议。本文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相关疑难问题为出发点,对伪造信用卡犯罪中＂伪造＂的认定、伪造犯罪是否以行使目的为必要、既遂形态的认定、伪造信用卡后又使用的犯罪行为的定性、相关罪名界限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浅谈我国妨害证据犯罪的立法疏漏

我国现行刑法中，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造、毁灭证据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伪造、毁灭证据行为未做规定。本文结合司法实践，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