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华锐藏族的姓氏渊源

本文对华锐藏族使用汉姓的现象、原因及其渊源做了分析。指出华锐藏族的姓氏是该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姓氏主要来自统治阶级赏赐姓氏、部落名转为姓氏、部落名译为姓氏、人名首字作姓氏、与汉族通婚随姓氏、以自然物获取姓氏以及崇拜伟人随其姓氏等等。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沿用了藏族固有的传统,且汲取了其他民族文化。这是历史的产物,是藏汉民族相互交往、文化融合的见证及结果,也是华锐藏区部落制度的产物。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海南旧谱牒的功能和新谱牒纂修中的民间立场

谱牒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海南谱牒以本族源流为先导 ,以世系图表为核心 ,着重记述了始迁祖以降的族脉延续。旧谱牒有着以族田等经济手段维系族众、以家法族规与国法互为补充等功能 ;新谱牒则呈现着内源性确证和族史考辨的个体写作实践与民间立场。     

英语民族的姓名习俗与文化传统

本文从英语姓名的组成结构,姓氏以及名字的文化表现等方面为出发点,再辅以对姓名词汇词源的分析,较全面地展示出英语民族别具特色的姓名文化.文章通过大量姓名实例的运用,形象生动地揭示出英语姓名结构中所渗透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艺术品位,社会历史文化风韵,以及别具特色的异域风情。     

皖江流域文化特质的族群分析

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及区域环境下,姓氏分布对区域文化之特质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杰出人物(包括地方社会精英)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实现的.皖江流域上、中、下游经由了历史上不同姓氏族群的文化创造,形成了彼此相异的文化特质,可见区域文化底蕴往往是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基础上的姓氏族群分布使然.而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惟有不同族群间多元文化的有机交融和有序互动,文化才能保持永久活力.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     

中日女性姓氏制度比较研究

在中国,血缘关系是家族一脉相承的重要手段,姓氏是血缘关系的重要纽带,在母系社会,根据母亲的姓氏来明确归属;进入父系社会以后,随着家长制的建立,女性渐渐失去主导地位,嫁入夫家后,称呼随之发生改变。而在日本,则经历了"夫妇别姓"制度到"夫妇同姓"的一个转变,女性姓氏的演变过程体现了阶级变化的烙印。     

元朝汉族及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文章重点考查了元朝时期汉族和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分为由人名、职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避讳、讹言、收养、出家、华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类型。这些来源和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因受到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主流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左右和影响,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姓氏来源和变化类型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二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姓氏继续保持了主体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贵族官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汉化

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姓氏汉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即赐姓和改姓。赐姓主要有赐国姓和民姓两种 ,而改姓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不论是赐姓还是改姓原因都是多种多样的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