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古希腊"技术"神话的形而上学意蕴

古希腊神话是旺盛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想象力的产物,其中所讲的技术是当时现实机会技艺和幻想的非现实技术的混合物.有关技术的神话蕴含了希腊悲剧形式下的技术形而上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技术对于人类产生以及生存的本原意义.技术与人、神共在,技术性生存是神赋予人的本性;神人同性,恰是在自然力面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证;然而"技术"本身又是具有原始性缺陷的存在,为此,神(话)对于人类拥有技术表示担心,而道德则借助被赋予了神性的自然力成为规范人性和约束人的行为的内在尺度.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实例研究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进,教育部门对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活动提出了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要求,实行三维教学的目标,即达到学生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的全面提升。关于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教学方式是显性的,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隐性的,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常常被教师忽略。而当前很多小学生存在重知识文化而轻情感品德的现状,因此对小学思想品德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渗透与培养非常重要。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基本含义,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了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落实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措施。     

社会流动下的藏族婚姻变化——以青海化隆县三个藏族脑山村为个案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藏族古老的婚姻模式受到冲击和影响,婚姻观念、婚姻成本、婚姻稳定性、婚姻圈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探讨这些变化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及相关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引导藏族婚姻向现代婚姻模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理性”是否可能?

西方主流哲学长期倡导"道德理性"精神,主张只有理性才能在道德领域内发挥主导性的统辖作用。但深入考察会发现,其倡导者们要么未能说明理性认知如何可能促使人们从事良善利他的德性行为,要么认为理性认知无从把握良善意志而将后者变成了某种非理性的崇信对象,结果反倒遮蔽了良善利他意志在道德领域内原本具有的决定性原点效应,因此在实然性的维度上无法成立。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虞舜亲亲论SSCI

尧舜时代中国确定了家庭的重要地位和家庭建设的基本目标,还以孝为核心确定了家庭生活的道德准则。舜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先祖,在践行孝悌准则,构建和谐家庭,推进全社会家庭建设,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费尽心力,卓有成效,影响深远。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庭,中国人往往公私不分,公德意识匮乏,对人对事总要区分远近亲疏等,这些也与舜德传统有关。     

中华传统美德的三个维度 ——兼论与传统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流,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视角考察,可界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相对独立、彼此联系,又相互促进、彼此融通,共同作用于人的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解读中华传统美德的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传统道德的优秀部分构成了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撑,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了间接理论支撑.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的现代性道德批判及其比较

“我应该成为何种人？”是现代人的基本困惑,也是麦金太尔与马克思批判现代性道德的共同旨趣,但二者理论路径却不同。麦金太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欲回归古典传统,马克思则在辩证思维主导下走向了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扬弃,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这个时代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也无意于建构这一标准。马克思不同于麦金太尔的地方在于,麦金太尔将危机指向了启蒙道德筹划,马克思则将危机指向了现代性社会本身,认为正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现实带来了道德危机。马克思将所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视为通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认为个体的人、自由、对规则的遵守、科学技术、工商业等等,都是在为真正的人类解放准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