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女性地位的转变与婚恋小说的创作及接受——以韩翃与柳氏故事为中心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婚恋题材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两种叙事中柳氏身份的变化显示了中晚唐婚恋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妓女化倾向。以此为中心,通过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唐代"才子佳人"小说采用"文士-妓女"模式的社会原因。     

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法律思考

无论在当代社会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史学研究领域,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都是颇受重视的研究课题,这里集中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12个少数民族。通过分析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概况,研究少数民族婚俗与现行婚姻法之冲突,洞析二者之间融合点。以期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制度变迁的经济原因与困难 ———使鹿鄂温克族裔文明兴衰的启示

一种文化的衰落背后,往往隐藏着现实的经济力量。使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不主要是因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失误,也并不是由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足所致,而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传统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不再能适应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被放弃。资源的日益稀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人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产权规则。但规则的改变,可能使得原来的强者成为弱者,成为变革的牺牲者或反对者。如何对不同主体的利益给予合理照顾和协调,是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     

仪式与风水信仰:南方农村住房习俗的人类学解读——对湖南湘潭青山桥镇的田野考察

仪式和象征向来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在住房方面仍然保留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笔者选取了湖南一个乡级行政单位——青山桥镇进行了田野考察,发现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是21世纪初的新建房屋,农民对住房习俗都有较严格的要求,体现了一定的生活信仰。     

空间流变与文化持守:一个移民羌村信仰习俗空间化表征的案例研究

表征的空间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议题,但在民族村寨领域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民族村寨空间生产是关于空间－人－文化三者共存秩序的复杂建构过程,其中村民弱小、碎片的空间实践机制研究有待加强。本文以一 个移民羌村为案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空间生产的微观视角出发,对羌村的居住信仰、释比信仰、习俗信仪、羌年祭典四个方面信仰习俗的空间化表征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空间－人－文化三元互动中,羌民弱小、碎片化的空间实践使特定信仰习俗得以自洽地存续,新村表征的空间背后既是羌民“化他乡为故乡”的主体性呈现,更是羌民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持守。     

古埃及时代妇女地位较高原因之探析

古埃及时代的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究其原因,不外如下数端：埃及人的妇女观影响着她们的处境;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为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思想基础;埃及人的婚姻习俗保障了妇女应有的权利;埃及妇女享有的经济权力,使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古埃及时代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北地域文化与节庆习俗

东北节庆习俗主要由东北世居民族节庆习俗与中原汉民族传入节庆习俗两部分构成。东北世居民族节日习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原汉民族节庆习俗传入东北后,因社会自然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异,形成雅、俗之分,进而塑造了东北人慷慨、豁达、热情、爽朗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