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南宋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方国书的仪式并未改变。在宋孝宗看来,"受书仪"与"叔侄之国"的关系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在"受书仪"问题上与金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受书仪"之争也成为了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卑微的姿态。同时,南宋改变"受书仪"的努力又与国内的"恢复"之议相呼应,在宋孝宗"恢复"之心最盛、朝臣"恢复"声浪最高的时段,也是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争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若要在古代诗词中征集宣传湖南的广告语,也许陆游(1125～1209)的这两句诗是最佳选择。简简单单十四个字,充分概括和提炼了湖南优美的自然、人文胜景。狭义的"潇湘"在永州:潇水发源于九嶷山,湘水发源于广西,这两条水脉在永州汇合成"潇湘""。潇湘"又是湖南的别称,陆游诗句中的"潇湘"应是指广义的湖南。     

宏观之下富微观融会之上多创新——评杨理论《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

中兴四大家是指活跃于南宋孝宗时代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四位著名诗人,除了尤袤以外,其他三位皆可以毫无愧色地在宋代诗坛上与苏轼、黄庭坚、刘克庄并为巨擘.历来对中兴四大家的研究就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不胜枚举,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要想再有所突破似乎已经很难了.而杨理论先生的这部《中兴四大家诗学研究》将四大家的诗学思想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切入四大家研究,显示出别样的学术眼光.四大家创造力惊人,现存的作品非常丰富,研究他们不仅要研读卷帙浩繁的各体文学作品,更要面对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相关记载和研究成果,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精准的眼光,更需要左右逢源、上下兼顾、推陈出新.     

苏南古镇

锦溪 锦溪,旧名陈墓,位于昆山市西南23公里处。宋皇室南渡,孝宗的爱妃陈妃病逝后水葬于此。宋孝宗下旨在爱妃的玉殒之地——五保湖畔,建造一座莲池院,从此名声远播,商贾云集,人烟辐辏,成为昆山、青浦、长洲之间的商贸中心。     

重庆直辖始末

“重庆”为城来由 重庆的古代史简洁明了。战国末期，秦国灭巴国，设巴郡，秦丞相张仪首次在江州筑城，是重庆为城之始；1189年，宋孝宗之子赵惇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宋光宗），因这里曾是当朝天子宋光宗的遣藩之地，遂以“重庆”为名，取“双重喜庆”之义。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宋高宗、孝宗对词坛风尚的影响

高宗建炎至宁宗嘉定年间是南宋词风确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词坛风貌与北宋有明显不同:传统艳情之作大为减少,咏物、隐逸、祝祷、述怀、说理等题材明显增多,整体风尚趋于雅化。究其原因,家国之变、以诗为词的发展规律虽然是重要因素,但高宗、孝宗二帝对清新简远、富贵雍容、理性通达词风的偏爱以及对雅正风尚的推崇对南宋词坛走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宋孝宗治国政策与成效之评析

作为南宋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 ,宋孝宗致力于修明政治 ,发展经济 ,强兵缮备 ,籍自治以待时 ,希望能够完成振国兴邦、收复失地的大业。然而 ,这一美好的政治理想 ,却终因南宋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痼疾 ,而付之东流。     

台官不如伶官

昔有台官不如伶官之说。台官,是对东汉尚书台长官或唐宋御史台长官的统称,亦泛指朝廷公卿。伶官,是指古代以歌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相传黄帝时有个乐官叫伶伦,后世遂以"伶人"、"伶官"作为乐工或艺人的代称了。古代的伶官(亦称优伶),多是一些供帝王官僚消遣取乐的滑稽艺人,其社会地位不啻于家奴。但为何说权势显赫的台官不如地位卑贱的伶官呢?不妨以例为证。据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载:春秋时期楚庄王有匹爱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