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教研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近三年来,河南省浙川县实验小学在南阳市教体局组织的全市小学教师“语文优质课”，“数学优质课”、“劳动优质课”、“英语优质课”，“音乐优质课”、“自然优质课”等竞赛中有13人获一等奖，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达128篇，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人，国家级骨干教师1人，省级骨干教师5人，市级学科带头人3人，市级骨干教师34人。一连串惊人的数字展示了浙川实验小学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及超强的教师专业素质。是什么使浙川县实验小学的教师快速成长？答案是校本教研，是“基于学校”、“以学生为表”的校本教研!     

期刊影响因子被炒作的影响

期刊影响因子(JIF)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在图书馆筛选馆藏期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比较客观的量化指标,在引入期刊与学术评价之初也起到过较好的作用。然而,JIF的作用逐渐异化,尤其是自JIF与高额科研奖励挂钩以来,引发了很多甚至是很严重的负面效应,一些期刊主办者恶意炒作,形成了期刊与学术评价界对JIF既恨又爱的躁狂症。因此全球包括我国期刊界与学术界对JIF的质疑和批判之声不绝于耳。面对JIF躁狂症,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叫停或废除JIF,而是直面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评价方式都会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     

我国大学基层教学组织的学术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扩充,基层教学组织的职责范畴由最初的以教学为中心发展为科教“双中心”。然而,这种被动式的职责叠加由于缺乏相关学术制度的支撑,并未带来自下而上的学术繁荣,反而加速了教学功能的失落、教师核心作用力的弱化以及共同体精神的弥散。基层教学组织是知识逻辑下的课程载体,也是功能观照下的运行终端,其问题的解决与学术制度的构建必须坚持靶向施策,建立由宏观到微观的运行逻辑,以制度自调、知识导引与科教融合为路径,设定全新的基层教学组织管理结构与保障制度,以提升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师资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成效。     

文艺学批评的寂寞践行者——读郑惠生的《文艺学批评实践》

文艺学批评实践的道路是寂寞者之路。《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是郑惠生老师近20年来践行文艺学批评之心血结晶。从中映射出一个文艺学批评之寂寞践行者依稀前行的身影。《文艺学批评实践》包含文艺学批评的方方面面,是国内首部以文艺学及其学者为主要批评对象的学术专著。文艺学批评体系的建构是一条尚未开辟的蛮荒小路,它既需要拓荒者具备文艺学批评实践积累的经验、学养和能力,也需要拓荒者具备第一次吃蜘蛛和螃蟹的勇气与胆识。作为实践,文艺学批评是一种以文艺学为批评对象的科学活动;而作为理论,文艺学批评则是对文艺学批评实践活动的科学研究。从《文艺学批评实践》一书的篇章安排以及全书框架,不难依稀看出文艺学批评体系的轮廓。尽管文艺学批评体系的建构本无路,但路在胸中,路在脚下。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学术数据库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规制研究

学术数据库商的经营活动涉及知识传播的公益与投资营利的私益之间的平衡。学术数据库并不天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学术数据库商可凭借“独家授权协议”、行政政策等方式获得市场支配地位。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学术数据库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实施不公平高价、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以及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使得公益与私益失衡,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竞争秩序,反垄断法应介入予以规制。根据个案中学术数据库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情况,可采取行政处罚、取消不当行政政策、拆分为公益与商业数据库并建立开放获取措施等方式进行规制。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浅谈设计艺术学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

设计艺术学界存在着论文写作欠规范的问题,这是阻碍学科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拦路虎。本文就行文逻辑、文献资料检索、参考文献、注释以及学风方面对设计艺术学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进行简要的探讨。     

学术自主性与中国法学研究

在我看来,正是经由种种不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或不对理论研究对象进行建构的过程,各种外部性需求渗入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法学论者的知识活动。本文分别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自主性问题、关于中国法学研究与学术传统自觉建构的问题、关于中国法学研究与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批判的问题、关于中国法学研究增长逻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更大的范围上关涉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关涉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性,甚至也关涉到了作为整体的中国学术体制如何走出困境问题。从总体的意义上讲,本文的研究所提供的视角或开放出来的各种问题实是一种警醒知识生产者去更关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本身的内在进路。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体制中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本文研究所提供的知识内在视角也并不可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全涉的解答,因为它同样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