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如何赓续传统

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通过述学文体的视角揭示陈寅恪《审查报告》蕴含的“对话性”,同时深入爬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史语境和思潮风向,可以掘发陈寅恪与学界的多重对话及其时代议题。陈寅恪针对整理国故运动中存在的弊病提出了“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恰能有效矫正胡适以“一己之眼光”来条理统贯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时出现的偏颇。陈寅恪不仅对科学方法的“假设实证”和“求真”这两重意旨进行了深度的辨析,而且秉承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守正开新之宗旨,展望现代中国的中外融合之路。     

论国语运动对新文学文体确立的影响

20世纪初,国语运动确立了重视声音的多元开放的国语理想模式,同时对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体裁方面,国语的杂语性推进了文学体裁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小说和诗歌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语体方面,国语对"声音"的重视加强了新文学表层结构(白话)和深层结构(对话)的联系,巩固了白话语体在新文学中的地位;风格方面,国语多元开放的特点为作家的遣词造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现代文学多元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哲学应当作诗来写”——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及其写作

占据维特根斯坦思想核心地带的，是其艺术气质而不是科学精神。对维特根斯坦而言，音乐是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衡量精神事物的尺度；作为深层的精神背景，音乐深刻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著作的结构形式，其还有以音乐阐述哲学思想的偏好。新的思想方式必然伴随新的述学文体。维特根斯坦是出色的文体家，“语言批判”贯穿其思想脉络的始终，并赋予其哲学著作以长久的文学价值。维特根斯坦将哲学视作一种语言行动，即一场与语言的搏斗，由此而展开了以思其非思、以言其不可言的“诗化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修正了“唯名论”思想，把语言从形而上学返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当中，使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基于语言“构成性”“生成性”双重结构的认识，维特根斯坦以“描述性”语言克服了“语言的空转”，立体呈现超因果思想的生成过程。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强度使自己成了未来知识界的智慧来源之一。     

文体的协作与互动——以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为例

本文立足于甘肃天水地区与伏羲女娲信仰相关的神话和灵验传说,力图对口头艺术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深入探讨。文章认为:口头艺术作为表达、维系和强化民间信仰的重要手段,其诸种文体之间在功能和具体语境应用方面存在着协作与互动的关系。就其功能而言,神话是证实和确立相关信仰最初合法性的基础,而此后,灵验传说则在信仰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继续强化着神灵信仰的合法性,而且将遥远的人类始祖或英雄转化为人们身边灵验的地方神灵,从而使之能够更好地佑护现实生活。从应用来看,不同文体的应用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具体语境,在某个特定场合必然会出现某一特定的文体,其间有着相对稳定的规律。总之,神话和灵验传说之间存在着彼此互动的关系之网,这种关系,既具有维护民间信仰系统的完整的作用,又能够发挥促使信仰传承和延续的功能。     

突破与创新--论郭玲春新闻作品的文体特质及贡献

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在“追悼会新闻”和会议新闻的写作中,率先突破“ 新华体” 的僵化模式,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引领了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改革.     

试论尹才干图像诗的陌生化艺术

尹才干先生的图像诗歌不仅在体制形式上形成创新,还在诗歌和图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诗画之间的打通弥足珍贵,已超出了人们的文体期待,达到了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冲击。这种诗歌创作手法的陌生化运用使得接受主体在独特的审美张力中获得新奇、陌生的审美体验。本文拟从陌生化的角度出发,重新诠释尹才干先生图像诗歌的艺术魅力。     

浅析韩愈解体文文体

解体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却甚少使用这种文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获麟解》等出现后,解体文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解体在中国文体史上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韩愈在承袭前人解体文宾主对答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将解体文中设定问题的对象由第三人变为作者本身。同时,韩愈将儒家学说严密的逻辑结构沿用到解体文的创作之中。韩愈通过使用解体撰文,隐晦地表达了其复兴秦汉古文传统的愿望。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愤怒的葡萄》中圣经原型的艺术呈现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深受《圣经》影响,圣经原型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文体风格、主题拓展等方面均有体现。从原型理论视角对作品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创作理念以及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并对不同社会的生存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