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宋南渡士人的文化境遇

靖康之难,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迁移的同时,中国的文士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和考验.当他们追随皇室的踪迹南渡后,由于数量多尤其是人员组成多为社会的精英人士而使朝廷不能等闲视之.笔者从科举与选官和南渡"归正人"的境遇两个视角探析这一时期南渡文士的生存和人生际遇,试图通过这一分析对此际朝廷对士人态度作一初步了解.从而对南宋政局的稳定作出文化探源.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     

宋代牧羊业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牧羊业是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官、私牧羊业,尤其是北宋以及北方的牧羊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与宋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饮食习惯、贵羊贱猪的中医理论、羊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牧羊业的兴盛为宋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重要的手工业原料、必要的军用物资,对于活跃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国防安全有着重大意义.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女性的拒巫活动

宋代巫风盛行,女性中既有巫术的笃信者、信疑参半者,也有对巫术持否定态度者,本文通过对女性柜巫态度及行为表现的考察以展现其特有的精神风貌.     

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

以唐宋之际白银的生产和加工发展为前提,白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晚唐时出现了不少民间用银的记载.入宋以后,民间使用白银器饰的禁令被解除,白银成为一般民众的日常消费品.相应地,人们对白银的认识不断深化,揭开了长期蒙在白银上的神秘面纱,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大发展.而白银使用的发展,是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的必经阶段,继此之后,宋代的白银货币化才正式展开.     

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宋代隐士以庄子的自由精神为隐居不仕的基本理念借鉴其“相对”的思想以坦然看待贫富贵贱、荣辱穷达等许多实际问题;取其快意原则以乐观地生活,而不取其弃圣绝知、返归朴野、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等过于极端的观念或态度。他们以文化活动充实其隐逸生活和自由心灵,从而使生命价值文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