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

宋代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学界已有涉及,但尚无系统论述.从现有考古和文献材料看,漏泽园制度的成因和渊源比较复杂.其中,宋代的特殊兵制、熙丰变法的政治背景及民间火葬盛行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突出.     

浅议宋代的声诗

声诗是指齐言的入乐的近体歌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声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并认为至五代时声诗逐渐衰落,为长短句所取代。其实宋代也有大量的声诗。本文从宋声诗的传唱、宋声诗的内容和风格这两个角度对宋声诗的总体特点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指出:宋声诗的传唱很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当然还包括文人;宋声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在风格上具有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在形式上也很灵活自由。对宋声诗的描述,可以澄清许多问题,并对已往一些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宋代古钱的书法文化

宋代赵氏王朝治理天下319年,重文轻武,北宋、南宋屡受辽(契丹)、西夏、金、元的侵扰,战争不断,政局动荡。尽管如此,宋代作为我国古代文化艺     

知府方体

宋代大儒婺源朱熹在宋绍兴以后，历任福建泉州同安主簿、武学博士、江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刑提、荆源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漳州知州等等，当了九年地方官，四十多天的帝王师。朱熹为官，努力贯彻其儒学理念，不倦地向皇帝灌输“正心诚意、正心克己”之论。当地方官时勤于职守，努力赈恤，治理荒政，曾多次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劾罢了一批昏贪污吏，连上六道弹劾奏章，罢了丞相姻亲唐仲友的官。朱熹廉洁自守，     

纵横术对李白思想及行事之影响述论

李白青少年时期跟随赵蕤学习纵横之学,其一生思想及行事皆深受影响。《长短经》乃纵横之学的集大成,李白的帝王师思想,激励其得君行道,经世济民,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婚赘于许氏、宗氏及入永王幕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帝王师,建功立业,其生活理想乃高蹈隐居,问道求仙,因而功成身退乃其人生的最高理想。平交王侯的思想,是对士之才具的自信与肯定,乃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纵横之学以宏阔的视野,通达的知识,秉要执本,颇具辩证性思维,不拘一格,能够认识矛盾的互相转化。因而,李白能够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于一身,对战争有全面客观的认知,对孔子与儒学亦能见其本质,既有赞扬亦有批评;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李白怀有强烈的时光流逝而功业无成的焦虑,对现实的昏暗与不公,予以强烈的批判。纵横之学,使李白高迈的情性和疏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宋代“团”制新论

宋代作为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团"并非源于后周的"团并乡村"之制,而是始自北宋保甲法的配套措施"团教法"。北宋"团"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训练,其首领多由都副保正兼任。南宋实行于部分地区的"保伍法"是团制的一次"回光返照",这时"团"不再与军事挂钩,而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务,同时"团"与其他基层单位相互渗透,在很多地方也兼及其他民政事务,其性质再一次发生变化。北宋中后期开始,"团"的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由指示户籍的单位逐渐转变为单纯指示地域的单位,体现了不断地域化的趋势。宋代"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县以下基层区划普遍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