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文人批判（连载）

如果你看见一个文人在大宴宾客千万不必吃惊,世上之事大凡如此,合理合情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却合符世道和时尚,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6.高雅艺术集体滑坡这些年高雅的艺术纷纷落马,先是朦胧诗和前卫歌舞中枪倒下,然后印象派绘画曲高和寡无人问津,再接着饮恨断气的是各种戏剧,特别是川剧,任随你打强心针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救不了它们的命,演员改当茶博士,剧场改成了电子游戏厅或网吧,唱戏的一个个面如土色,倒是几个无比坚强的票友还在振兴戏剧,做回光返照式的挣扎。整个川剧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变脸还能使人兴奋一二,除此,谁还在乎…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知府方体

宋代大儒婺源朱熹在宋绍兴以后，历任福建泉州同安主簿、武学博士、江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刑提、荆源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漳州知州等等，当了九年地方官，四十多天的帝王师。朱熹为官，努力贯彻其儒学理念，不倦地向皇帝灌输“正心诚意、正心克己”之论。当地方官时勤于职守，努力赈恤，治理荒政，曾多次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劾罢了一批昏贪污吏，连上六道弹劾奏章，罢了丞相姻亲唐仲友的官。朱熹廉洁自守，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明末清初绘画之“逸”探微

明中后期,画坛对“逸”的阐释,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画禅室随笔》、《绘事微言》与 《南田画跋》为基础,从“逸气”、“逸品”与“逸笔”三个层面,阐析明末清初绘画之“逸”的内涵与特征。 明末清初时期,画理之“逸”重在意会,因而难以言明,各家画理皆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逸”所包含的 “脱离”之本意,以及隐于山水林泉间的风尚与情怀。超凡脱俗的意境与隐逸的精神仍是绘画之“逸”的必备特点。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通过绘事实践,逐渐将不拘于常规的、个性化的表现风格纳入“逸”高绝脱俗的审美范畴之中,由此推动了“逸”逐步放纵化的表现趋势。     

略论川渝地区的宋代火葬墓——兼谈南方地区宋代火葬墓的地域差异

川渝地区出土的宋代火葬墓较多,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据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划分为北宋时期、南宋早中期、南宋晚期。随着时间的由早及晚,火葬墓数量逐渐减少,规模、形制趋于简化,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亦不断减少,使用者由富裕平民转变为贫民。火葬墓的流行与变化分别与传统丧葬风俗的影响、佛道信仰、使用者的经济状况有关。此外,川渝地区火葬与东南地区、湖广地区在形制、随葬品、使用者身份及盛行原因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宋代“团”制新论

宋代作为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团"并非源于后周的"团并乡村"之制,而是始自北宋保甲法的配套措施"团教法"。北宋"团"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训练,其首领多由都副保正兼任。南宋实行于部分地区的"保伍法"是团制的一次"回光返照",这时"团"不再与军事挂钩,而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务,同时"团"与其他基层单位相互渗透,在很多地方也兼及其他民政事务,其性质再一次发生变化。北宋中后期开始,"团"的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由指示户籍的单位逐渐转变为单纯指示地域的单位,体现了不断地域化的趋势。宋代"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县以下基层区划普遍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