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苏童小说与话本传统

《妻妾成群》是苏童个人写作生涯中的一个转变,此后他开始逐渐放弃写作的先锋姿态,转而向某种“古典精神”回归。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形式探索、结构设计和语言使用等方面均继承了话本小说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艺术探索不仅使苏童小说获得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张力,也为中国当代小说确立自己的言说方式寻找了一种可能性。     

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巴蜀信仰民俗

明代话本小说主要从信仰对象、信仰方式、信仰媒介三方面展现了巴蜀信仰民俗的丰富内容。巴蜀信仰民俗中,信仰对象比较丰富,主要有鬼魂、精怪、神灵,巴蜀文化尤其迷信鬼,崇拜道教神灵;从信仰方式看,主要有祭祀、预知、巫术,其中巫术被更加普遍地运用;在信仰媒介方面,主要有巫和术士,巫在巴蜀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具有热烈、专注、懵懂与肤浅的特点,这是由"说话"的表演方式、市民的需要及其话本小说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与艺术修养决定的.     

“为市井细民写心”——试论宋元商贾小说的特色

宋元商贾小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表现商人们的灵魂在理欲之间的徘徊,它赞美、肯定合理的人欲,同时也表现了过度放纵的"欲"与"祸"的联系,塑造了一些以理制欲、重理轻欲的商人形象,表现了欲对理的回归,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较为细腻地表现了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     

元初山西佛教剧二种

吴昌龄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写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最终以出世思想胜利为结局,是元代知识分子入世思想幻灭、出世思想滋长的一种反映,这自然与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生存状态不佳的严峻现实有很大的关系。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以神仙度化剧的模式,宣扬了消除俗念、超越生死轮回的佛教思想。此剧又为后来的戏剧作家、小说作家所改编。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话本、拟话本两个文体概念 ,并将话本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指受到话本影响的著作。后来的学者接受了这两个概念 ,只是将拟话本重新界定为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话本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拟话本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不少学者弃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提出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两个概念 ,用来指称和区别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与文人作家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并对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作了比较研究     

此小说非彼小说——谈《中国小说史略》的瑕疵

我国传统小说是指真实的琐碎事件,现代小说则是指虚构的完整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把符合前者标准的笔记和符合后者标准的传奇、话本兼收并蓄,犯了体例驳杂的错误。鲁迅之所以这样 做,与他倔强的个性有关,更与他对我国传统笔记的偏爱有关。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此后众多的研究者 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一直照搬《中国小说史略》的框架,由此造成小说观的混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通俗小说的标出性悖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符号学分析

标出性是符号学概念,指符号文本对立项中不常用的一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品质.话本小说存在明显的标出性悖论,即文本形式与价值观念是“非标出性”的,这用来适应作为非主流文类的生存策略;而故事则采取“标出性”策略以迎合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化需要,话本小说的这种标出性悖论是通俗小说文本的基本特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三言”名篇,历来脍炙人口,其集中表现了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本的标出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