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归义军始末

回鹘归义军是会昌二年六月唐中央为表彰嗢没斯的慕义归化之举而建立起来的,最初有回鹘士兵2600人,居所为天德军城。以后在讨伐乌介可汗的过程中陆续吸收了党项、契苾、退浑、沙陀等部族,力量有所扩大,至会昌三年二月解体时有士兵3000人;虽然它的存世时间仅有240余天,但这不失时机地增加了唐北部重镇的防御力量,并自始至终影响着唐对漠南回鹘的态度和立场,是唐朝最终解决回鹘问题的重要一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唐中央“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乌孙的西迁、扩散和消失

公元前179~前178年,乌孙国被月氏攻灭,其残部在匈奴的关照下得到恢复和发展。公元前138年左右,乌孙举族西迁至伊犁河谷周围重新建国,此后其余部又向南方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内外扩散。公元5世纪初,乌孙又举族南迁至葱岭中,不久其国即告消失。哈萨克族的族源不是汉朝的乌孙。     

楚公族先祖的居地及其南迁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 ,楚公族的始祖是祝融 ,其嫡祖是季连 ,祝融部落集团的早期居地在今河南嵩山地区双洎河流域一带 ;季连部落初居于今河南滑县东 ,继之移居今山东曹县东南。自穴熊以后至鬻熊之世这一历史阶段中 ,季连部落至少发生过三次迁徙 ,其时间分别在夏代前期、夏商之际和商末周初 ,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分流 ,即有的迁往江汉地区 ,有的踯躅于中原。鬻熊率部南迁 ,是季连部落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南迁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     

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抗日战争开始后,部分史家选择南迁,除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驱策外,亦与自身对所处学术机构的依赖、对名节保全的担心、对政治迫害的不安等因素有关.部分史家则因资金短缺、老、病、家庭拖累以及对所处学术环境的依恋,而选择留守.对此问题加以辨析,可使得我们对战时学人的地域性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     

观念、方法与结论:关于客家文化研究的思考

“南迁说”的观念从史料到理论的推理论证的研究方法 ,桎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客观文化 (乃至客家学 )的研究的发展。研究观念的变革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是走出客家文化研究困难的唯一选择。作为一种族群文化 ,应当看到客家文化研究重实证的特殊性。推展“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 ,引鉴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无疑地将拓出一个新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