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记忆:崔府君信仰的江南变貌和传说演化

江南崔府君信仰兴起于南宋,在后世演化过程中,呈现出与华北不同的面貌。作为政治话语的府君馈羊而生孝宗传说,为民间重视利用,赋予了崔府君送子职能;“磁州都土地崔府君”的说法进入公共文本知识,通过仙传文献、仪式文艺等落实为民间的信仰实践,使崔府君在海盐、桐乡等地神歌构成的神灵谱系中,化身“土地神”形象。崔府君的“泥马渡康王”事迹常被后世挪用到其他神灵身上,显示出江南神灵传说生产的类型化趋向。这既体现在民间宝卷的文本创编中,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各地寺观庙宇等风物由来。地方传说借“泥马渡康王”与宋室南渡的历史叙事相关联,反映了两宋政治变化在江南民间文化中的深久记忆和丰富表达。     

十六国时期南人北徙刍议

东晋十六国对峙时期,由于北方多战乱,社会动荡不安,民众为了避祸纷纷徙居南方。毫无疑问,此时移民的主要方向是由北向南流动。但是作为逆流,也有一部分南人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徙居北方。这些人中既有宗室大族,也有下层民众。作为下层民众,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徙至北方,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实践者;作为宗室大族,他们的北上虽然不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局势,但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的转变上看出当时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的历史地理背景

"南水北调"已成为我们解决黄河流域经济开发中水资源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南水北调"这样涉及南北人地关系的重大工程,既需要从历史地理的长时段的角度来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也需要从国家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这种重大举措的投入与产出效益。从历史发展来看,汉唐时期黄河流域一度辉煌,但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口大量南迁。宋明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发生了东移南迁。东移南迁是在东亚大陆人类活动空间东移的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顺应这个大背景,以"北人南迁"来代替"南水北调",是既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也符合人地背景发展趋势的,同时也能提高国家区域投入的经济效益。"北人南迁"迁移必须考虑到一个度,一个是掌握对南方地区人口规模增大对资源和环境影响的度,一个是掌握不影响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国防建设、能源开发三大任务的度。     

闽越文化与客家文化

本文认为,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南迁至闽粤赣边的汉人与当地的土著民都是客家先民,而土著民中闽越族的成份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客家文化事象方面,从其宗教信仰中透视出的对蛇、石、树、鸟的崇拜,都源自闽越族的古老思想观念;妈祖信仰和临水夫人信仰原来都是闽越土著不同族类的原始崇拜,被客家顺利引进,流传广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客家具有广泛的闽越族信众基础和闽越巫文化背景。客家妇女不缠足之俗亦源于百越或阅越文化,客家方言的一些特殊词汇和特殊语法,据研究是受古百越语影响所致。如此等等,说明客家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南迁汉人文化与闽越文化交融的结果。     

民族知识——苗族

<正>苗族的先祖源于4000多年前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以南被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和部落。苗族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迁徙,大约在公元3世纪,有一部分当时称为"五溪蛮"     

爨氏家族入滇时间考

同姓不同源(宗)的北方汉民爨氏家族在不同时间南迁入滇.以官职为氏的爨祖战国魏爨襄,其后人南来入滇有爨习和爨遐两支:爨习在东汉末为益州牧刘璋建伶令,其先祖是东汉后期来滇戍屯的长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灭蜀汉时“左迁”南中.以邑(地)为氏的爨祖爨肃.爨本芈班(子文)之后,东汉末年,爨肃因功“采邑于爨”,官河南尹,入魏为尚书仆射河南尹,其后人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年置上庸郡,或魏明帝黄初二年省上庸郡并新城郡,或魏太和二年复置上庸郡时迁上庸地,魏景元四年魏灭蜀汉时迁蜀.后有爨深以晋武帝泰始六年或泰始七年置宁州之时,来滇仕晋新古郡太守,后有爨琛或爨頠相继为宁州刺史.     

清代对崇祯南迁之议的历史书写

崇祯南迁之议是明廷北都覆亡历史的重要环节,此事件在入清后引发了持续讨论。部分明遗民群体借史论表达对南迁未成的惋惜,分析其可行性,赞颂崇祯帝“死社稷”之举。清廷新贵对遗民话语加以采择、改造,发官方话语之嚆矢。随着清廷统治日固,官修《明史》进展加快,关于崇祯帝的评价几经反复。乾隆后期以降,否定崇祯君臣的观点成为主流,多数学者从政治反思转向学理分析,对南迁之议的探讨秉承官方论调,“国君死社稷”成为咎由自取、不通经典的反面教材。此事件历史书写由遗民到官方的话语迭嬗,正是清代明史学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下曲折发展的典型案例。     

哈尼族的南迁与稻作农耕文化

文章对滇南和滇西南地区哈尼族的南迁作了论述,并指出哈尼族是梯田农耕稻作文化的民族。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