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

中国历史科学编辑史，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历史编辑史在中国编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薄弱．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该时期历史编辑活动的内容、特点及其地位．着重研究了元代的各族历史编辑史，即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辑历史的过程．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编辑学的内容，而且为明清历史编辑开拓了新路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徵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清人文集<徵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徽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办事之臣与晓事之臣

据宋史记载,宋孝宗曾抱怨伏节死义之臣难得。右文殿修撰张栻回答:"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意思是说,这样的臣子当从犯颜敢谏之人中去找。一个人如果平时连冒犯上司提意见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能指望他危难时刻舍生取义呢?孝宗又说难得办事之臣,张栻回答:"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不是这样的人。"办事之臣好懂,那么,何谓晓事之臣呢?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

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历来少有人作整体的观照 ,文章指出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男性形象较以前同类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在构成成分上出现了重大变化 ,并具体分析了宋话本爱情婚恋小说男性形象的三大类型 ,以及话本作者对这三类形象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情感倾向     

《水浒》“八十万禁军”考

《水浒》中“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八十万”之众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庞大数目,“八十万”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宋王朝集中军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将宋王朝逐步推向“积贫积弱”局面的过程。     

礼失求诸“法”？——读董磊明《宋村的调解》

中国乡村无论是作为学术之探究域抑或研究之指陈物,都可算得上是学界学术积累与学术生长的圣地。总的来看,中国乡村研究之进展与推延,主要有如此两条路径：一是制度主义视角和策略,他们从与乡村关联甚密的政策和制度出发来对农村进行解剖;另一条就是强调本土抑或回归乡村的路径。     

宋代陈GF8E4及其作品考辨

陈瓘主要活跃在宋哲宗、徽宗朝,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深远,但因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屡遭曾布、蔡京等权臣打击,一生颠沛流离,官职不显,致使今日流传的陈瓘基本史料和作品多有讹误。以《四明尊尧集》《宋陈忠肃公言行录》等基本史料为基础,得出结论:陈瓘生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宣和四年(1122),是陈渊之叔父,而非叔祖父。另外,关于陈瓘作品还存在讹误:《吴江作》(又作《鲈乡亭》)《垂虹亭》《送侄刚胜柔诗》三首诗分别为林肇、王禹偁、邵雍所作;《代舅曹使君知筠州谢表》《代仓部知吉州谢表》《代仓部知池州谢表》《代叔父知南安军谢表》四篇表文乃吕祖谦所作;《代贺皇太后生辰表》《代贺明堂礼毕表》二文乃秦观作品。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