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代,泽被后学——《宋诗话全编》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宋诗话全编》涵盖了诗论、诗话专著和主要的诗论家及主要的论诗名著,更蒐集到了至今还远未为研究者所知晓的散见于浩瀚载籍中的论诗片言只语,对治古代文学者具有莫大的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补阙、正误的重要资料价值.二是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事实支撑（含生平事迹补遗;宋代僧诗和诗僧的材料补充;弥补某些人物关系的重要史事）.三是为文学史上的某些专门问题提供佐证材料.四是艺术风格的品评,文论观点的概括,则更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     

论宋庠其诗其人的理学味

宋庠并非理学家,但宋庠的部分诗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的理学思致.他的《落花》诗以理结撰、举事用典无不紧紧围绕崇德之意,呈现出异物互通的理性思考;《再到小园见落花有感》、《郡圃观春物有感》等则鲜明地表现出"即物观理"的人生思考和理学倾向;而宋庠的为人,更是表现出恬淡守分的人生情怀和理学修为.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新考

北宋馆阁文人宋匪躬,乃仁宗朝参知政事宋绶之孙,神宗朝馆阁学士、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之子,然生平事迹零落,后世不显。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考证得出:宋匪躬字履中,宋氏和毕氏有两代姻亲关系,宋匪躬和彭汝砺乃翁婿关系。元祐期间,匪躬参与校定《资治通鉴》,担任礼部考试点检试卷官、编修官制检讨官,并以馆职身份参与了朝廷郊祀、信安公园雅集等活动。匪躬《馆阁录》对陈骙《南宋馆阁录》稽考制度、编排体例都有相当的影响。通过匪躬行止的考察,揭示了宋代馆阁文人的日常生活情态、社会交往,馆阁文人群体与宋代学术文化之因缘关系。     

浅说《宋会要辑稿》记时之误

在现存宋代史籍中,《宋会要辑稿》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它的珍贵之处,除集中地、分门别类地记载了宋代典章制度而极便观览外,还保存了大量仅见于此的原始资料。收入《全宋文》的诏令、奏议等类文字,辑于是书的即达数万篇,而他书不载者亦有近万篇,可见《辑稿》对于宋史...     

财政危机与晚宋政局

晚宋时期财政危机不仅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是全局的、带根本性的统治危机。晚宋政府为了扭转这种危险局面,不能不讲求理财的良方,采取措施来挽救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本文探讨了晚宋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即经界一推排一自实法,公田法,打算法,节用,称提,集中财权等六项,讨论了上述措施实行的原因、过程及效果。笔者进而就财政危机与南宋灭亡的关系提出个人看法,不同意学界关于财政到南宋末年已彻底崩溃的观点,认为南宋灭亡主要是输在政治上,而不是财力上。     

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商周时期契龟刻字专用刀稽考

商周时期在甲骨上钻凿刻字使用何种工具这个问题,一直是甲骨学研究的难点。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当时使用的最主要的工具是青铜刀。这个结论正确与否一时无从验证。殷墟考古中发现的青铜刀,目前很少有学者直接将之看作是契刻甲骨文的工具。通过对＂徵＂与＂契＂古文字形体的考察,同时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可以证明背部带有＂腓子＂的青铜刀是商周时期的契刻专用刀。这就可以证明商周时期主要使用青铜刀作为契刻工具,从而为前辈学者通过观察甲骨实物得出的结论提供积极的佐证,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说法的可信性。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江湖诗人情感书写中的羞及其遮蔽与升华——以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考察中心

江湖诗人多生活困顿、四处干谒,而南宋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又培育了他们细腻的情感与丰富的欲望,其悲喜多和生计、感官和身体密切相关,具有近世性。他们笔下的饥寒劳顿不再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形而上意味,而南宋理学对羞耻感的多方塑造,更凸显其面目举止之“可羞”。他们在诗画创作中大量引入梅花,且通过文字、图像,将梅花塑造为遮蔽/彰显自我的符号,“嚼梅”则是其获得情感升华的独特途径。江湖诗人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即将梅花展示为面容,以一百幅图呈现梅花由荣而悴的过程,并配以五言诗,写梅、画梅,“捋香嚼粉”,以获得情感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