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

近来出土的隋《虞弘墓志》中的"鱼国"、"尉纥驎城"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已多有探讨,但见解不一。本文认为"尉纥驎"为一操突厥语的部族名,"驎"或为其后缀,"尉纥"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袁纥/韦纥(回纥)的另一译法,而"鱼"则是"尉纥"的省译,"虞"姓来自于国名。可见,虞弘是一位早期回纥族人士。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的发现及其价值

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发现于江西省南昌县泾口乡东湖村.它是最新发现的重要原始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还为熊明遇、熊人霖、刘曰宁、吴道南、徐作、徐来凤、喻致知、徐良彦等江西特别是南昌的地方名人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江西地方人物的研究以及明末清初以熊明遇、熊人霖父子为代表的江西的西学东渐的研究.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文论析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５０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一、提供了旷世罕传的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三、对拓展唐代史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     

五代墓志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文章以五代墓志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角度利用墓志文献进行语言研究,将墓志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运用词典学、训诂学、语义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对《汉语大词典》例证和义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有益商补,以期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及汉语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东汉墓志词语考释

东汉墓志语料丰富,是研究东汉词汇的重要出土材料。本文对东汉碑刻中的13条词语作了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