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墓志与赠序：韩愈文体创造的范例

［摘要］韩柳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创造了一些可供后人遵从的文体范例,墓志与赠序就是其中突出的两种。墓志本是一种刻于墓碑上的类于行状的程式性文体,韩愈将它改造成了随心所欲,同时以墓主性情为中心的文章。这一改造堪与司马迁列传相提并论。赠序原是诗赋正文前的小引,内容以表达欣赏羡慕之谊、抒发离情别绪之感为主,形式以齐整美丽为务。韩愈不但让赠序从诗赋的附庸中独立了出来,在内容上也打破了情景叙写或离情别绪的惯例,将它变作了可长可短、能叙能议、有理有情、形态灵活,具有强大表现力的新型文体。     

卢元福墓志校补

卢元福墓志是涉及初唐史学的重要出土文献,但业已刊布的墓志图版极为模糊,约三分之一的志文无法辨识。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卢元福墓志拓片仅有个别文字缺失,故据之校录墓志全文,并就相关问题略作疏证。     

《新出唐墓志百种》文字校理

《新出唐墓志百种》的出版丰富了唐代文献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知识,辅证以历代墓志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该书进行全面校读,发现其文字校勘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数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该书的利用和文献古籍的整理。     

侯莫陈氏族源书写新探

族源书写是胡族融入汉族社会、淡化自身种族身份的汉化手段之一,表现为胡族通过改易姓氏、嫁接世系、攀附汉人祖先和郡望,以“源出于汉”的族源书写形成族源认同。北朝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家族在反复改易姓氏的过程中与刘姓产生密切联系,利用刘姓的祖先资源建构了源出于刘、避难入边的历史。透过侯莫陈氏墓志的族源记载,可以历史性“复原”侯莫陈氏攀附汉人族源的过程。族源书写的内容呈现出愈是晚出、愈加精密的特征,这一知识整合过程反映出侯莫陈氏家族对于汉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感不断增强的发展脉络。     

再论唐代墓志书写中的权葬与迁葬

唐代墓志书写中与权葬概念相近的权殡、权厝等词,并非都指临时安葬,迁葬也并非都是二次安葬,这涉及古代丧礼在唐代的延续和变迁。唐代墓志书写中古礼的殡(停柩待葬)和变礼的殡(安葬)同时并存,故权殡、权厝于私宅的墓志书写有些实则是对丧礼中殡期的描述,但现实研究中却常会被误解为临时安葬。唐人将停殡期书写为权殡、权厝、权窀,或省略殡期书写,将正式安葬称为迁葬、迁祔,这类墓志用语现象当与丧礼中停殡、启殡的仪式有关,因为殡期要在正寝掘地下棺或在丛聚于棺材外面的木材上涂泥,正式安葬时再将棺柩从殡地移出,迁祔墓地。     

《唐元礼臣墓志》与燕然都护府等相关边疆史事考

新见《唐元礼臣墓志》对于补正唐前期有关边疆史事颇有价值。志文所记贞观六年志主奉诏出使西域,策命西域突厥可汗与贞观十四年窦州道行军总管,以及永徽六年出使册命真珠可汗等事迹,均可与史书互印互证,但多有出入。志主先后出任燕然都护府的相关事迹,为燕然都护府的始置时间及唐朝初年燕然都护府管辖的羁縻府州数提供了重要信息。志文对于补正瀚海道行军等史事及《元和姓纂》等关于北朝至唐元氏世系的相关记载亦大有裨益。     

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根据新出土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益夫妇墓志铭,重新检讨以往李益研究中的得失,着重讨论了李益的婚姻状况,审视<霍小玉传>的可信程度,并根据墓志重新探讨李益生平中的一些重要经历,讨论李益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编集情况.     

徙居洛阳求发展，家族盛衰岂由人——洛阳龙门新村出土隋卫侗墓志考释

卫侗墓志记述了河东卫氏中卫侗所属族支自卫进至卫文珩四代的仕宦与家族情况，反映了河东次等门第家族族支在南迁洛阳之后，随着北齐、北周、隋的朝代嬗替，在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变迁，以及族支代表人物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数朝的仕宦经历。卫侗所属族支是河东卫氏的分支，无法与中央核心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因此，在进入北周、隋之后，家族地位急剧下降，家族成员的仕宦日益艰难。卫侗所属族支的变化反映了北朝末期至隋唐，旧有门阀家族势力的衰落，以及依附中央政权的新家族崛起的社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