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卿世系考证

以往词学界虽然认定赵长卿是宗室词人,却未详其世系。根据明代王玺、程三省万历14年（1586）刊本《南丰县志》和清代卢嵩、朱若炬乾隆30年（1765）刊本《南丰县志》考证：赵长卿名师拱,秦王赵德芳一系,太祖八世孙。     

金代皇室教育

金代作为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教育吸收汉民族教育模式,同时又极具民族特色。除了建有正规的汉、女真两大学校教育系统外,还有非正规的皇室教育形式,即对皇太子、皇子及皇室宗亲子弟的教育。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将皇族宗室子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之人,以巩固女真政权。本文从金代太子师保傅教育,皇室教育方式、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对金代皇室教育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中唐贤相杨绾墓志发微

为研究杨绾其人,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杨绾墓志》等墓志志文和考释相关文献,对杨绾的为官经历、品行与修养、葬地少陵原、唐代科举存废之争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杨绾墓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位中唐贤相的家族世系、生平宦迹、婚姻、卒葬以及品行修养等方面的情况;杨绾、贾至等提出贡举之弊,主张置孝廉科、力田科等,引发时人在思想观念上趋向以致用之学取士,中唐制科出现向儒学化靠拢的变化;杨绾清廉俭朴、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在朝臣中起到了榜样和导向的作用;墓志中有部分内容与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记载一致,还有包括杨绾的出生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等许多内容能够补传统文献记载之缺, 杨绾兴廉察孝的主张也为解决这一时期中唐科举存废之争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墓志志文多处可与文献互证,对于中唐史事的研究多有裨益。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

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可补《全唐文》、《〈全唐文〉拾遗》之阙,有极其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士人进身之途、知识结构、隐居山林之趣以及士人与政治变革等角度可探讨墓志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六方墓志材料的挖掘与研究,揭示作者的用心所在和隐含的意思,以期引起对墓志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关注。     

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论叶适墓志文创作的新变与成就

自东汉以后,墓志成为一种常见的文体,也是一种出于“四方之邀乞”的“世俗应酬文字”。叶适却从其经验论德性之学出发推尊墓志,首次将它提升到“文章家大典册”高度,改变了以往世俗化的墓志文体观,并“大肆力于碑铭”创作。在具体的创作中,叶适既注重墓主的个性,“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各肖其人,甚至突破墓志的体制,运用了“并志二公”的双重墓主叙事方式,别具一格;又贯彻其“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的文学主张,体现了“有补世教”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墓志的功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宋代文章学和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北周《梁才墓志》考释

《梁才墓志》对于研究北朝后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对墓志进行了录文并对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考释,希望对北朝历史的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