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墓志"礼"考证

古代基志铭行文间“礼”可分为遣使护丧之礼、祭祀之礼、对有功德者追赐官位和爵位之礼、贝胃赠之礼、安葬之礼、守丧三年之礼等。由此可知，“礼”不仅是古代社会一切行为的准则，更是统治者用来巩固和维系封建社会的工具。     

中国古代宗室墓志的书写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古代宗室因"天潢贵胄"的特殊身份,其墓志撰写往往别具一格。从内容上看,宗室墓志所重自南北朝至唐代的功绩与事业转向宋明的德行和才学,墓主形象也由"藩辅"演变为"弃物"。同时,唐代翰林学士院设立之后制度化的官方撰文方式,至北宋和明代仍是使宗室墓志篇幅短小,形式刻板单一,风格单调乏味的关键。而非官方撰文的南宋与明代郡王以下宗室的墓志形式与风格则无甚特异之处,仍能保持较强的传记文学色彩。可见不仅各历史阶段的宗室墓志皆自具特色,因宗室政策不同和撰文方式变化诸原因,同时期宗室群体内部的墓志撰写也呈现出极大差异。     

从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北京的移民情况

墓志,属于碑刻文献的一种,且为其大宗,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作为出土文献的墓志材料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即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明代墓志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明代的北京移民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志考释

西安南郊出土的隋代李裕墓志记录了李氏自李弼至李裕三代的仕宦及家族情况。李裕祖父为李弼,父乃李曜。李弼是北周初年的政权核心之一,李裕生于当时最尊贵的八柱国之家。李氏家族与杨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由此推测,在杨坚革周命,建立杨隋之时,李裕及其家族可能是杨坚的支持者,甚至可能是杨坚集团的核心成员。入隋后,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但李裕此后便远离了政治核心,史籍亦不载其子孙有显达者,甚至连其本人都史阙其载。由此推测,李氏家族可能已经不复当日的荣盛。李裕墓志及其家族的兴衰经历说明,即便是出自北周、隋、唐三代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的武川军事势力与关陇集团的勋贵家族,想要维持家族之政治特权和高贵门第,也必须牢牢地依附于中央核心政权。这一点与魏晋以来所形成的门阀士族迥然不同。     

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

王宰是武宗平定泽潞战役中的重要将领,然《旧唐书》未为其立传,《新唐书》虽有传,但失之过简,致其生平晦暗不明,而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王宰墓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然而比读墓志与传世文献,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对同一事件记载的巨大差别。本文即通过对两者的比读,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揭示了代表着私人立场的墓志文献中的虚美与隐恶,从而展示了不同史料的多元层次。     

夏州(统万城)地区沙化蠡测

综合分析古代夏州(统万城)地区历代人口数量、战争、气候以及当地持续开发等因素,可以看到夏州地区沙化的原因及其废弃是上述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赫连夏时人口爆炸性增长居于主导地位.通过对夏州地区出土墓志墓葬位置的详细分析,大致可确信隋、唐至五代的三百多年间,夏州的沙化过程可以百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其间沙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由轻到重,直至宋代最终被废弃.     

北魏墓志词语对《汉语大词典》之补益

《汉语大词典》在收词上源流并重,古今兼收,不失为近年来最具权威的语文工具书,但要做到"穷本溯源,历叙演变"又谈何容易?以北魏墓志中"泉"、"秀"、"玄"等语素构成的复合词为例谈《汉语大词典》的收词疏失,以期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能有一些参考作用。     

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