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明代宗室修建文化教育设施考论

宗室在明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满足和适应其文化教育的需要,明政府注重对宗室的文化教育。明代宗室所建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仅专为宗室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使用,而且惠及儒士、王府护卫子弟及贫民。通过考察其文化教育设施的修建,可剖析明代宗室群体人生价值追求的多元取向,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政府对宗室社会的治理理念。     

闲宅与明代罪宗庶人的安置问题

闲宅是嘉靖以后贬废罪宗的羁押所,闲宅之设,一则是因为高墙规模无法承荷,再则是由于各王府宗室重犯遣送高墙,路途遥远,沿途供亿,扰害地方。闲宅管理,制仿高墙,它具有高垣深池的外在形式和全封闭式的内部严格管制。由于朝廷主要依靠藩府亲王去约束,并未委派专员监管,闲宅犯宗的管理很快出现约束不力,出入自由等问题。     

明代宗室藏书文化述论

宗室藏书在明代藏书体系中是一个独特、完整的文化现象。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的宗室藩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藏书活动,图书总体藏量颇具规模。宗室们由藏书到刻书再到著书,不仅系统完备,而且特点突出:宗室藏书分布的地域广阔,所藏书目种类众多且保存了大量的优秀禁书,刻书事业持续时间长久,创作和著述艺术价值高、实用价值大。之所以能够开创如此的文化盛事,在于明代整体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宗室特殊的政治生态,优厚的经济待遇及良好的文化教育。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论中国古代宗室人口增长的特殊性──兼评徐光启“生人之率”三十年翻一番的理论

宗室人口属于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它的增长规律与一般的民众人口的增长规律不同,因为宗室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且多妻数量巨大。与普通民众的生育相比,就是生育率极低,古代人早就注意到了宗室多妻对人口的影响。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朝宗室人口的研究,曾得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翻一番的结论。在这里徐光启忽视了宗室人口一夫多妻的特殊性,后来学者又在研究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时多次错误地将这个结论套用在普通人口的增长上。     

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试论明代宗室请名制度

明代宗室请名制度包括王府代奏、宗人府审核、礼臣拟名、皇帝赐名四个步骤。宗室成员年满五岁,需通过亲王府属官长史代其奏请,经宗人府审核合格后,由礼部官员按照派语取名,最后以皇帝名义赐名。请名成功后,再依次请封、请婚、请禄,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请名制度作为明代宗藩制度的重要一环,基本与明王朝相始终。     

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

通过考察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的各种形式可以看出当时宗室成员之间、宗室与忠于皇权的政治力量、宗室与北方统治政权的一定联合使得宗室的政治势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结合整个东晋时期宗室的政治活动来看,宗室政治势力对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平衡作用,对东晋皇权政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