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批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文中通过分析费尔巴哈宗教观的特点和局限，阐明了马克思在《提纲》中从人的本质和实践的角度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进行批判，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批判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大作用。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正2014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深入开展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全省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要自觉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深学、细照、笃行"六字要求,大     

宗教世俗化与宗教参与养老

宗教世俗化是宗教适应社会的必然选择,宗教社会服务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宗教参与养老是转型社会时期宗教顺应社会责任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在养老领域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活动。一方面,宗教世俗化脱下了宗教的神秘面纱,拉近了宗教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宗教参与养老的基础;另一方面,宗教参与养老的实践活动又在宗教社会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促进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罗马天主教会在当代国际外交中的身份辨析

梵二会议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梵蒂冈)重回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时常发挥显著作用.作为唯一具备国际法人地位的宗教跨国行为体,罗马天主教会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威斯特伐利亚型国家主权模式形成了挑战.本文通过辨析其在联合国的国际地位,探讨梵蒂冈在国际外交中应被定位于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定位于一个宗教跨国行为体的问题.梵蒂冈兼具主权国家政治实体和制度化的集权型宗教跨国行为体的双重身份,而正是这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使它比非国家跨国行为体具有更大的外交参与优势和灵活性.     

装在回忆里的人——比较《游园惊梦》与《对倒》的时间意识

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与刘以鬯的《对倒》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文学中意识流运用得较为纯熟的作品。两个同是有关回忆的短篇小说,表现出不同的时间意识,又都揭示出世间万物"变"的本质。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变"的不同态度,既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市民心理和生存状况,也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文章试图从两篇小说中所表现的时间意识进行比较,揭示出同样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所传达的作家精神价值取向的异同,一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台市民普遍的精神困境。     

现代性视角下宗教旅游发展的困境与反思

现代性带来了经济利益的至上性和人们行为的功利性，也导致精神家园的荒芜。以旅游寻求精神超越，实现精神解放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旅游本身也进入了现代性的控制下，造成旅游以经济为主要指标，成为地方与企业寻求财富的工具，政府为了塑造形象，开发商为了聚敛财富，导致本应为人们带来知识，带来轻松的旅游出现了许多乱象，因...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有民主无法治,难言苏醒

穆巴拉克,这位执政30年的埃及前总统,已经被宣布"靠技术支持存活",无论他能否撑过此劫,埃及都毫无疑问地要向前走了。穆尔西,依靠51%的投票率中51%的得票率,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真正意义的民选总统。他同时拥有美国的博士学位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背景。     

著名宗教社会学家——李向平

李向平，湖南邵东人，1958年11月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