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     

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对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原因的再分析

本文重新分析了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对传统的"暴政说"或"专制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秦王朝的速亡,是由于复国势力的普遍存在,增加了反秦阵营的实力;对边疆的大量用兵,削弱了对内镇压的力量;浩繁的工程建设,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极度危机,而这一切又是建立新体制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多元参照的文化视觉--论张贤亮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

张贤亮是当代最著名的西部作家,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他善于对笔下的人物做深刻的心理分析,通过各色人物的心理和精神世界来表现他们的命运,反思他们各自的文化.他把当代知识分子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交叉的环境中探讨他们的沉沦和超越,从而沉思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改造和重建,这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文化价值.     

战国时期礼制整理和规划的两大主题

文章指出战国时期 ,礼学研究的两大主题集中在强化宗法伦理和为统一帝国选择治国思路及确定典章制度上 ,它的整理和规划 ,为后世礼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网络与善治

汉字的象形性不仅显示了汉字的来历和意蕴，也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且说一个“官”字，虽许慎《说文解字》洋洋洒洒解了9353字，而此一字却未能入其法眼，但后人则对其有着诸多妙趣横生、令人击节称奇的解读。“官”，齐“口”也——嘴巴须整齐划一，可说是其中一别开生面的释义。也就是说，上下口径齐一、社会舆论一律是为官的关键，不仅是官的要务，从而也是其保障。，如若封闭不了民众的嘴巴，大开言路，统治的堤坝或许就会被冲决，官将不官了。于是，专制集权时代便有“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治国警言：阻塞言路、压制言论自由，历来是专制意识形态谨奉的治术。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家族制度试析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宗族，其先祖赵必次是南宋皇帝的宗亲，南宋末年流亡粤，必次的曾孙宗远定居浮石，逐渐繁衍成今天浮石地区庞大的赵氏宗族。建国前，赵氏宗族遵循宗法家族制及儒家文化，聚族而居，以宗族自治，强调祠堂和祭祖的重要性，修族谱和频繁的祭祀活动，极大地团结族人，并巩固了绅民自治的政治结构。建国后，消灭了地主阶级及族权系统，但由于农业的手工劳动方式，血缘宗族家族依然是组织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改革开放后，经济多样化，且按民主、法制原则经营、管理，从而逐渐脱离血缘原则，浮石现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古代明君的驭臣之道对构建现代激励机制的鉴示

<正>在中国古代,凡是盛世,必有明君贤臣。明君之所以英明,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集聚和驾驭了那些贤臣,使之为其出谋划策、攻城略地。而贤臣之所以尽心尽力地辅佐明君开创不世伟业,就在于明君知人善任、驭臣有道,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臣属的积极性并服务于其专制统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能直接决定其对组织的价值,其能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感受到的激励程度的高低"(余兴安:《激励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审视古今中外,如何     

男女性别分工与周礼父权宗法特质溯源

形成于原始社会的男女分工模式,基本上被继起的文明社会所继承和改造,并成为父权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周代是典型的父权宗法社会,其家庭社会分工模式括为男主外、女主内的道德礼法体制,其思想意识根据是所谓男女之别。此男女之别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取决于生而俱来的体力、智力之类自然生理差别,还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塑造而成?周代的人们已经在试图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如果从这里入手分析相关的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周代社会以及周礼的父权宗法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