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审辨几微 心存至公——丘濬的理学精髓及其政教思想探析

作为理学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认同朱子理学,并对理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还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在同时代人中无出其右。为使民本思想落到实处,丘濬又研究和发展了古代理财思想,成为古代理财学说的集大成者。对于为君之道,丘濬强调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做到秉公为政和广开言路。这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他还主张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前者蕴含认祖归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义,后者体现为推崇儒学、礼敬圣贤、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学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民本论与理财观则是重要基石,秉公为政与广开言路是其核心内容,敬天祭祖和尊贤重教则是根本要求。这四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统一,共同构成了丘濬政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精华可以凝练为"审辨几微,心存至公",这对于现代人的修身立业和治国理政不无参考与启发意义。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辨源

<吴越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对研究唐诗鼎盛以前的诗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对其来源的考证,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用前人的诗歌、改用前人的诗歌、自己创作的诗歌.总览这些诗歌,可以从中了解诗歌从先秦到汉代发展的一些特点.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毛奇龄对《传习录》的诠释——以《折客辨学文》为例

《传习录》为王阳明的代表作，明清学者对此多有评论解读，自觉或不自觉地构建起对《传习录》的思想史诠释。毛奇龄《折客辨学文》一文对《传习录》的诠释就是这一思想史诠释之一实例。对毛氏诠释的分析，对于了解《传习录》乃至于王阳明及后学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