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办公室高效低速工作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办公室工作对效率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现代化办公手段的"加持"之下,许多办公室都呈现高速运转的状态。然而高速不意味着高效。在实际工作中,高速运转往往带来的是疲于应付、壁垒加重、工作浮于表面。长此以往不仅工作会走下坡路,员工的身心健康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本文从工作分类、相互协作和任务完成的角度对如何高效低速工作进行了探讨。     

《南亚研究》注释体例

一、中文1.专著王宏纬:《尼泊尔——人民和文化》,北京,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2编著林承节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5页。3.译著[印]阿马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0页。4.报刊赵干城:《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5页。《中印两国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宣言〉》,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22日。     

乡土史课程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的基本原则

乡土史是历史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史课程资源的运用对于实施高中历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必须遵循一些原则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和更大的教育价值。     

中国高铁产业赶超型自主创新模式与成功因素

高铁产业是中国赶超型自主创新成功的典范。高铁产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之际,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进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和赶超。其中,政府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成功的关键,与国外机构联合设计、在国内开展产学研合作是成功的前提,建立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和研发机制是成功的基础,全产业链创新是成功的保障。高铁产业的成功说明,在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创新资源的配置和战略指引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在特定产业和领域具有独特的自主创新优势,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意识决定引进技术的效果和最终成败。     

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宪法的规范、现实与历史

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是两种不同的宪法(史)学的研究范式,但它们其实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立宪主义,故不妨将它们称作"两种范式,一个目标"。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有着迥异的方法论基础,规范宪法学以超验的"人格主义"作为价值前提,在其他方面则恪守法教义学的基本方法。而政治宪法学则认为宪法的规范效力不来自于法律体系自身,因为法律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规范生成于现实,而现实则生成于历史。换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只有回归于"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才能真正地理解宪法规范,并赋予其以"规范主义"的意义。     

整合资源,开发乡土史课程——以南安乡土史教学为例

随着新课程的开展,如何积极利用身边的课程资源特别是乡土资源,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成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通过实践,笔者认为在南安市开展乡土史教学有其可能性与必要性。教师可以从课程资源多元化、教学方式多样化、考试方式创新化等方面入手,积极利用资源,开展乡土史教学。同时,面对乡土史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教师应当不断探索、积极改进,努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开展。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抉择

[提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调整，可以发现其内核实际上就是在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上考量与抉择，以更好地适应和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以经济史的分析方法，基于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的理论视角，溯源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的四个阶段，可以透析出三点改革启示：农地集体所有制要始终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明晰农地赋权，保障农民土地合法权益；重视农地关系，发挥好政府规范和引导服务的主导作用。以史为鉴，有助于从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变迁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规避弯路，正确处理好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个人与集体权益，校准个人与集体的天平“定盘星”，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     

论先秦时期西域汉人先民的活动及其语言使用

考古资料和先秦时期汉文典籍记载表明，在先秦时期，西域就有了汉人先民的活动，汉语的使用范围也随之逐渐扩大。西汉时“汉之号令班西域”之所以能推行无阻，正是基于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汉语的使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格局形成并逐渐发展，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刑法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之司法判定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之司法判定的核心是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正当民族宗教规范的界分以及刑法规范与民族宗教规范的对接等。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依据首先是法律规范,但同时应将包括民族宗教规范在内的社会事实作为重要依据。在判定方法上,不能借助目的解释超越用语的含义范围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但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采取从包括案件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到刑法规范的方法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