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性与普遍性:道耶道德观的形上基础与品质

道教道德的根基是一种非人格性的存在物,绝对道德主体缺如,无力应对人类自身的软弱和邪恶;道教视道德为道在万物中的功用,这使其道德有功利主义取向;由于不认为人格需要在与他人的积极互动中形塑,故道教的道德主体是单子式的,并不强烈主张对他人及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基督宗教的根基是超人格的上帝,其作为绝对的道德主体,有效遏制着人的软弱和邪恶;基督宗教的上帝本身及其眼中的人与世界皆关系性的,故其强调个人对他人的接纳、成全及对社会的责任;由于基督宗教的“上帝即爱”,故其道德是非功利的,只以道德本身为目的。其道德观各有其真确之处。     

论齐泽克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齐泽克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文化逻辑的最新思考与回应。他通过创造性地回归黑格尔、拉康和马克思,建构了一种革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否定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预设,齐泽克重新诠释了行动和政党在当下解放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胡适的实在观与方法论

胡适的实用主义实在观高扬主体性原则 ,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倡导实证原则 ,突破了“代圣贤立言”的框架 ,具有呼吁思想解放的意义。他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开启了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方向。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社科学术期刊实现“双赢”的一点看法

很高兴有机会出席我们期刊界的这个共同家园——“全国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高层论坛”。在这盛夏8月,从遥远的南海之滨来到风光秀丽、清爽宜人的塞上江南水乡宁夏,见到了这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此,我想就“社科学术期刊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社科学术期刊“双赢”取向中的现状与困惑

如何实现社科学术期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这是社科学术界、期刊界多年来谈论不休、意见不一的问题,也是许多业内人士不愿意面对且令人头疼的问题。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研究和争论后,当下有必要对这场讨论作一番简要的疏理。     

我有话要说

我知道,在治学方面,如果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心计,远矣.我没有炫耀的学历背景,快到知天命之年,没有鸿篇巨制,提及大项目,恨不能钻地三尺,为着几篇小论文,还得终日惶惶.就是这样一个人,庸庸碌碌,却有话要说,只求吐出心声而后快.因此,切勿以为口实.     

具有常量红利界的经典风险模型及其最优红利界的De Vylder估计方法

对于具有分红性质的保险产品或是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的保险公司来说,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其红利策略,使得投保人或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实际中,关于个体索赔额分布的信息一般是不能完全得到的.文章研究了具有常量红利界的经典风险模型,利用个体索赔额分布的前几阶矩得到最优红利界的De Vvlder估计方法.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     

论专业审判委员会之设立

审判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中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其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审判监督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诉讼程序法修改,以及公民民主和法制的意识的不断增强,审判委员会所固有的一些弊端日益显现,与公正司法的要求愈来愈不适应,受到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审判委员会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废"之争,而是如何保证审判委员会判案的质量和效率.建设专业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它能赋予审判委员会这一传统司法制度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