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分歧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就文艺学的若干根本问题答熊元义等同志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不同于直观的唯物主义,就在于它引入了实践的思想,突出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与现实的各种关系都是在实践过程形成的,作为审美关系的客体的美不是纯粹的自然属性,而只能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意识领域,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文学就其性质来说也必然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在人学本体观方面,人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文学是以人为对象和目的的,所以也只有把实在论维度和目的论维度统一起来才能对“文学本体论”作出科学的回答.这都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按照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去进行探讨,这是直观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根本无法理解的.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     

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府类型剖析

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为此,就需构建扶弱性政府,而这又需构建与市场谈判势力对称的社会结构,以此削弱市场谈判势力强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增强市场谈判势力弱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     

建立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的思路及模式研究

海洋产权交易中心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益于推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与发展。建立山东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的思路及模式,重点在于山东海洋产权交易中心的组织架构、治理结构以及运行模式。研究表明,山东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宜采取股份制构造、会员制运作、政府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以及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即有限责任公司+会员制的模式。在产权交易品种设计方面应分步实施海洋产权交易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问题。在谋求海洋产权交易政策支持方面,尽快协调并理顺国家和相关部委涉海的既有法律、规章及制度;进一步明确海洋产权改革配套政策的相关细则,尽快制定并出台海洋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海洋产权转让竞价交易管理规则、海洋产权交易市场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     

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出口贸易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依据我国2001-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究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关联度.研究表明,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与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与农产品的出口量、价格优势和附加值的综合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数量型”增长.优化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出口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降低农产品出口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打造名牌农产品,走品牌化出口之路.     

《远程条件下农民大学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简介

彭瑛著《远程条件下农民大学生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一书,于2011年6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进程,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     

论宋代多片词

多片词由北宋的柳永首创,是词在体制形式方面不断发展的结果。宋代多片词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情思意蕴丰富。多片词往往将叙事、写景、抒情自由灵活地穿插运用;明显增加了叙事成分,清晰地展示出事件的过程;不仅逐渐变直线型叙事为曲折叙事,有的更打破了单线叙事,变为双线叙事,形成错综变幻的艺术结构。多片词注重事件细节的描写,抒情叙事更加婉曲细腻,营造出具有回环往复之美的意境。柳永、周邦彦和吴文英是写作多片词的三位高手,在写景叙事抒情尤其是章法结构上,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多片词的出现与发展,显示出宋词叙事抒情与章法结构艺术的进展与创新。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毛泽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以马克思主义谱系定位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颇具争论的问题。围绕它,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了两次论战,形成了异端说、阴谋论等一系列观点。反思这些观点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身专业理论研究的先在框架,对毛泽东实践活动前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解读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倾向,停留于抽象概念体系中介毛泽东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概念话语,满足于经验现象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观点(不是基本观点)的简单比较,看不到毛泽东实践活动背后深刻的认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国外毛泽东研究并没有真正回答毛泽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