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祠堂画像的模块叙述、单元叙述与模糊性叙述——以武氏祠堂前石室(武荣祠)及相关画像为例

祠堂画像最小的叙述形式为"叙述单元",不同的"叙述单元"构成不同的"叙述模块".各叙述模块在叙事意义上既具有独立性又构成联系,形成了"同构"的叙述状态和"连续"的叙事形式,并构成祠堂画像之"叙述整体"即立体叙述空间.祠堂画像各叙述模块既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空间延伸,也是墓葬主人于叙事意义上的叙述延展,每一个叙述模块都象征性地表现或展示着墓葬主人具有时间意义的不同的空间存在.祠堂屋顶画像不能简单地以"天上世界"来概括,它是陆地、水中与上天的模糊叙述体.祠堂画像由不同叙述模块所构成的立体叙述空问的构图形式和叙事方式,反映了汉代特定历史时期对生命永恒追求的崇拜和信仰,是这种成熟的崇拜形式和信仰方式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相同和类似的视觉表现和图像再现,还存于在汉代以"铭旌"为载体的画面构图上.     

叙述人称的统一性新解

叙述学界一般认为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一人称。实际上,第一人称并非一种自足的叙述形式,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三人称。叙述人称的两个变量是人物功能和叙述功能,从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到第三人称叙述,人物功能由强至弱,叙述功能凸显至一枝独秀,不同叙述人称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从叙述功能而言,从逻辑上可将叙述人称归于第三人称。明确叙述人称统一于第三人称,有助于推动第一人称叙述艺术的发展。     

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的假设前提背景下,从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财务预算约束等角度考察历史沉淀成本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为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不完全是常态,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沉淀成本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表明:未来越不确定,信息越不完全,资源越稀缺,导致财务预算越硬,历史沉淀成本效应越大,制度变迁过程越困难;反之越容易。由此可发现,在放松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当事人的决策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因此,只有当事人对历史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作出正确的理性反应,才能使其决策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对于全面认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面对这一挑     

关于加强我市社会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加强社会管理现代化建设,是加快实现我市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必然选择。 一、对社会管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认识 社会管理现代化是指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把当代最先进的体现社会管理发展一般规律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加以运用,结合本地特色,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管理思想、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试论电视新闻的叙事时间与叙述视角

当前的电视新闻在叙述顺序与时距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征。叙述顺序可分为顺叙、倒叙和预叙。电视新闻运用最普遍的是倒叙尤其是外倒叙和部分倒叙。可以说没有倒叙 ,就没有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电视新闻常用的时距类型是“概要”和“场景”。从重“概要”到重“场景”的嬗变是电视新闻发挥优势、突现自身特质的一个侧影。就叙述视角来说 ,电视新闻大多是对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第一人称目击者叙事 (限知 )和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 (全知 )类型的单独或者交叉使用。各种叙事类型相互转换形成叙事的多元视点 ,实现叙事的立体化 ,是电视新闻创新的一大方向。     

《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妙用

《喧哗与骚动》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书中打破了传统以钟表时间为顺序的情节构思。通过对时间的巧妙处理展示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本文从小说的叙述时间、心理时间以及叙述者对时钟时间的情感倾向三个方面展现了福克纳对时间的非凡的驾驭能力和艺术才华。福克纳对时间的处理成为其表现内容、展示主题的主要手段。它使作品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探讨重作判决存废是一个需要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因重作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而产生的正当性质疑,文章论证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与我国行政诉讼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相兼容的,弥补了撤销判决功能的不足,具有监督行政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双重功能。重作判决理论基础的重新解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其司法价值。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新说"给我们认识重作判决的正当性打开了新的思域,其厘清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权、司法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更体现了重作判决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其应有的功能。从司法价值的角度看,"新说"对于我国行政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有助于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我国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作出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其适用必须满足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需要重新处理、重作行为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三个条件,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争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的司法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由“陷阱取证”引发的思考

自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来,证据制度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倡导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的同时,证明标准也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收集证据之义务逐渐由法院转移到诉讼当事人,力量相对薄弱、能力相对有限的当事人为获取有利的证据,所采用的取证方式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