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朝宫体诗中女性形象的物化特征

描写和咏叹女性一直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绵延不绝的主题,但由于社会思想、审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时期作品中女性形象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南朝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物化的特征,本文拟对这种物化特征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简要的分析。     

宫体诗与宫廷

宫体诗,顾名思义,与宫廷的关系密不可分。就梁代宫体诗的发生来说,以“宫”命体,首先揭示出这一新的诗体诗风成为文学思潮主流的一个时间节点,即萧纲为太子入主东宫的中大通三年(531)是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大写的转折年份。其次,暗示萧纲文学集团和宫体诗创作思潮由地方到京城、由边缘到中心的空间上的迁移集中过程。复次,标示这一诗歌活动核心领袖居于宫廷的身份特征,宫体诗人围绕东宫主人进行创作活动,宫廷是宫体诗创作集散的中心。梁代宫体诗的题材内容并不是其时宫廷空间环境和生活实际的反映,但宫体诗在陈隋唐初和宫廷生活发生实际的联系,因而后人在泛化宫体诗概念时,对宫体诗赋以宫廷题材风格的内涵,多侧重从道德格调方面进行评价。这容易掩盖宫体诗的实质,妨碍对其在诗史上的准确定位。     

《红楼梦》与宫体诗

本文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红楼梦》与宫体诗在题材选择即写作对象方面的同一性;二、这种特殊题材所可能引发的几种特殊感受;三、从中国文化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看《红楼梦》的卓越之处。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论先唐宫怨诗的发展及其嬗变

宫怨诗是我国古典诗坛的传统题材,主要抒发深宫女子的愁情怨绪。它萌芽于先秦,成熟定型于汉代,在魏晋六朝得到持续发展,至唐而大盛。《诗经》中的《绿衣》《白华》是宫怨诗的滥觞,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是第一首较成熟的宫怨诗,在宫体诗兴盛的梁陈时代,宫怨诗受其影响,带有几分香艳色彩。     

李世民的审美价值观与初唐诗风的嬗变

李世民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开国君主之一。但其审美价值观却与其战斗经历及功业形成极大的反差。由于受传统文化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他在审美上崇尚优美型的价值观,缺乏阳刚之气。他仰慕南朝文化,带头创作宫体诗,致使初唐前期宫体诗泛滥诗坛。直至初唐国杰、沈宋、陈子昂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从创作上和理论上逐渐摆脱和彻底批判了盛行数百年的宫体诗风,才结束了李世民崇尚优美的价值观对诗坛的影响,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