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论新声诗的现代性

新声诗是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声诗,讨论中国新声诗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真实的现代性"的一家之说.因为中国的国情十分特殊复杂,工业文明发展的道路异常艰难曲折,在中国工业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中国内涵".新声诗的发生、演变几乎同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步伐同步,并映射出中国特有的工业文明道路整体的历史特性,呈现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性,在各个不同层面上较全面地体现出现代性的"中国内涵"."现代性"是"新声诗"有别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传统"声诗"的根本特征.     

论池田大作“新的文艺复兴”思想

池田大作的"新的文艺复兴"思想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唤醒诗的结合力来整体性的感悟生命,二是文学要"写真实",三是文学要"逼近民众的原像",四是重建文学的"叙事力量"。池田大作的"新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内的思考,而且上升到了整个新世纪人类文明建设的理论高度。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欧阳予倩佚诗六首

民国时期广西著名佛教刊物《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发表了六首署名欧阳予倩的诗歌,《欧阳予倩全集》未收录这六首诗歌,欧阳予倩著译年表未记载,欧阳予倩传记和各种研究资料也未曾提及。这六首佚诗对于研究欧阳予倩4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以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