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山、家屋与寺院:藏族仪式象征空间的原型同构性

从仪式的角度考察神山、家屋与寺院,发现三者在空间象征上具有同构性。结合藏族原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的教义,能看到宇宙三界、须弥山、曼荼罗是仪式象征空间的原型模式。反映在建筑景观上,呈现为:立面分为上、中、下三段分层;中心柱是宇宙之轴的象征;平面空间从神圣中心向四极展开。此外,转山、叩拜等仪式行为也从身体体验性方面界定了空间的形态。     

身体与家屋空间的构建——红瑶身体的空间性及其象征研究

［摘要］“身体小宇宙”观念在中西文化中非常普遍,身体与自然空间的象征对应关系是身体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红瑶以身体为基点营造生活空间和想象宇宙空间,家屋的构建基于对身体生命特征和空间性的认知和类比。身体与家屋相互构成,家屋空间的构建界定社会秩序,后者也对身体进行了象征建构。     

稻米、信仰与秩序——以西双版纳曼景傣族为例

在傣族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中,作为主食的稻米有其特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傣族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出发,聚焦于稻米与傣族\"欢\"的观念认知之间的关系,阐述稻米共享与分享的文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以寺院为中心的稻米的消耗与流通对于现实社会产生的秩序意义。傣族以稻米为主食,不仅反映出人对自然环境的观念认知,并通过神灵信仰与佛教实践,在确立饮食伦理和创造社会秩序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对于世界的认知。     

人神分界和僧俗分类：家屋空间的上下秩序——对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

［摘要］基于笔者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通过讨论嘉绒藏族家屋空间中的上下关系，以及不同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与空间关系意义的表达，探讨其家屋的空间秩序，指出人与神的分界是家屋空间确定上下秩序的原则。这一空间秩序又以对不同类型人的行为规范内化为僧俗两类人之间的秩序。     

古樟情

我的家乡樟树市昌傅镇太平村委会峰溪陈村民小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她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古屋、古井、古桥、古祠、古龟碑(江西省一级保护文物)、古树等文物成群,星罗棋布。我家屋后就有一棵古樟树。这棵古樟经林业专家测算树龄为500年以上,被市政府确认为重点保护古树。这也是全村树龄最长、保护最好、生长最佳、木质最优、价值最高、造福村民最多的一棵古樟树。她与我家祖祖辈辈结下了     

建筑、空间与神圣领域的营建——大理白族住屋的人类学考察

在大理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中,白族民居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但在"三房-照壁"等所谓白族风格背后,实际有多样的存在形式.在人类学看来,居住格局往往会暗示尊卑等级、家庭结构和性别关系等,对空间分割和利用方式显示了当地的文化特征.在白族民居中,堂屋往往充当起居室,同时也是安放神龛和祖先牌位的地方.传统民居在象征上构成一个微型世界,其中灶和门被特别崇拜,而"安龙奠土"仪式的举行显示了白族人对土地神秘性的认知.     

家屋的意义:嘉绒藏族的房名继承与亲属关系

嘉绒藏族社会是以家屋为单元组成的。家屋的名号——房名的继承关系到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嘉绒藏族房名的继承有两个特点:第一,继嗣与居处两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第二,在由房名继承建立的亲属关系中,以房名为中心的家庭观念比血统观念更为重要。这两个特点说明了嘉绒藏族社会的家屋社会特质。     

“家社会”与“分形人”

列维－斯特劳斯为解除“非单系社会”的亲属—社会结构研究中遭遇的严重困境指出了一个颇具魅力的新方向———“家社会”，本文简要述评列氏的这一理论以及人类学文献中其它相关的讨论。结合Ｅ·瓦伦丁·丹尼尔的人观论述，运用罗依·瓦格纳的“分形人”概念提出，“家社会”及其“基本社会组织”“家”都是“分形人”。     

从“祖灵崖”到“神龛”——广西隆林彝族的社会变迁与家屋逻辑研究

本文剖析隆林彝族为应对生命的意义以及为向主流社会求同而建构家屋的历史过程。通过供奉祖灵,繁育后代,成为祖灵的生命历程,彝族依照祖灵信仰完成自我生命的意义建构。清中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化,在宗族制度为主导的国家秩序的支配下,承载祖灵信仰的神圣空间从祖灵崖转移到了家屋之中,通过在家屋之内实践个体从供奉祖灵繁育后人到成为祖灵的转化,家屋变成了生命意义转化的神圣空间,是祖灵与后人共同栖居之所。正是为了因应清代改土归流历程中各种力量的推动和主动谋求保全族群信仰的两难选择中,彝族形成了以自我的家为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家屋社会。     

家屋与主客：康定锅庄“女性当家”与“权威中介”的再思考

在历史上,康定锅庄是沟通汉藏贸易特别是边茶运销的关键环节,当地藏语称之为“阿加卡巴”（a-skya-kha-pa）。在既有研究中,学者普遍将康定锅庄视为一种专门的经济组织和中介机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完整,因为锅庄在“市场之下”还有嵌入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面向。一方面,锅庄的名号是当地家族的房名,在命名、释义、析分和继承方面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规则;另一方面,锅庄与客商最初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商业伙伴,更有主客的面向。认识到锅庄的这些地方属性有助于澄清学界对锅庄“女性当家”和“权威中介”的误解。实际上,锅庄“女性当家”的现象并非母系社会或性别意识的产物,而是家屋制度下继嗣与婚姻并重的结果;“权威中介”地位的获得也不是出于锅庄在商业上的成就和重要性,而在于锅庄主人的声望,是阿加以主人而非中介身份参与贸易的结果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