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及其对文学的启示

“社会性格”理论是弗洛姆思想理论的中心概念，本文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弗洛姆的性格研究及社会性格理论的结构层次，追索这一理论在弗洛姆全部理论中的基础作用，并结合文学艺术，探讨其对于文学的重要启示。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与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背景(女权主义运动)及其理论成果对中国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作用。通过梳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兴起和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指出这种影响作用是相互的，它不仅对促进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审美价值观念的更新和批评话语的重建，乃至中国的妇女解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文论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参照作用。     

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

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唐人因为推崇汉朝,对来自汉朝的思想观念接受较多,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论、对策和诗歌中,该观念对唐代文学的作用小于瑞应和封禅。     

文化杂合：文学翻译的第三条道路——兼评林语堂译《浮生六记》

一般认为,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可分为两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异化”,后者即“归化”。异化论与归化论似乎不可调和,而实际上,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异化,也不会有绝对的归化。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中文化杂合的必然,文化杂合具有抵抗强势文化的积极意义。异质文化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时的兼容与杂合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说明了除异化与归化之外,文化杂合也是文学翻译中处理文化问题的一条成功之路。     

古代文学鉴赏的现当代研究与实践

古代文学作为历史产物的优秀作品,不因时代的变迁、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减弱其艺术魅力或丧失生命力。古代作品的内涵愈丰富、艺术愈精美,则其超时代、超阶级的感应力愈大。感应力愈强,则拓展读者的层面愈阔,接受者愈众。古代作品对现代人来说,因时变势异,从思想内容、名物典故、山川地理、典章制度到价值观、审美观、心理状态等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媒介手段由古汉语(文言文)到现代汉语(白话文)这之间虽有承传关系,但二者差异很大,今人要阅读古代作品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语言隔阂”,这就出现了为鉴赏文本创造条件的注解、疏证、笺说…     

论陕西文学的传奇性

新时期陕西文学特色鲜明:除了内容上作家们对积淀深厚的黄土地农耕文化的深刻把握以外,在表现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中国古代传奇性手法的创新运用;作家们通过传奇与历史典藉的粘贴,传奇与通俗性的并轨,形成了表达方式的可信性:在故事情节的创构上,作家们以巧取胜,创造出离奇合理的审美效果,通过夸张变形,渲染出超常规的艺术境界,取得了出入预料的艺术效果;与传统的传奇手法的“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更为丰富,陕西作家注重文学与时代的联结,使传奇与侠义、传奇与救世理想在新时期文学中形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意蕴阐释。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文学翻译：特殊的艺术再创作

通过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分析,论证文学翻译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再创作。无论是创作冲动、艺术构思,还是艺术表达,文学翻译与艺术创作都具备同一性。但是两者并非完全相同,文学翻译受到原作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提倡创造性翻译,以实现译者的自身价值。     

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的回顾与思考

新时期寻根文学的民族化追求是新时期文学民族化意识高涨的结果和表现。内容、形式上多方面的民族化努力体现了民族化追求的成就,但其意义上的虚空和内容上的故事化、传奇化的走向,使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走向了片面和形式。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的“根”的夸张、放大式的集中写照,在充分展示民族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景观”的出现,最终使得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的民族化追求走向了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