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其地缘政治影响:以美国印太战略为视角

拜登政府赞同特朗普政府对华认识,并继承了其对华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同时加紧实施针对中国的“联盟战略”,拉拢更多盟友,利用国际规则和法律,继续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产业政策、科技等领域持续打压中国,严重影响了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增添了中国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中国必须早作应对。     

新一届美国总统的网络空间战略及对华政策研判

2017年1月美国新一届政府将开始执政,中美关系将受到美国总统、政府与国会更迭的影响,会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调适期"。美国新总统的对华政策框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重大改变,而将继承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与网络空间战略的基本框架,但在与中国打交道上的态度和策略可能会比奥马巴政府更强势、更强硬,更着力和积极向外推行美国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围绕网络安全、网络经济、网络治理和网络自由四个方面展开"网络空间外交"。保持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良性互动与合作能够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国主流思想界关于对华政策的最新争论

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引发了美国学界新一轮关于对华政策的反思和争论。美国传统所奉行的支持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富有、强大、和平的国家并希望与中国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正受到质疑。在当前美国主流思想界,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中国崛起的改变派与支持中国崛起的维持现状派。前者基于现实主义视角,主张改变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对华奉行接触和遏制的双轨政策,加强威慑甚至对抗;后者从自由国际主义视角出发,主张继续奉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与中国合作共赢。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务实”与“现实”——对安倍的政治立场的分析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时隔五年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安倍两次上台执政,一直都标榜其拥有"务实"与"现实"的政治立场。本文意图探究安政治立场的实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分析这种政治立场的指导下对华关系的影响。     

一个启蒙者的足迹——专访资中筠先生

【编者的话】资中筠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有《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斗室中的天下》《财富的归宿》《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译有《公务员》《农民》（巴尔扎克）、《啊,拓荒者》（薇拉·凯瑟）、《廊桥遗梦》等。     

开启新十年战略机遇期

当前有三件中国特别不愿看到的事情正在同时发生:美国对华政策由"全面交往"转向"全面遏制";全球资本市场已不再视中国为"投资天堂";周边"和平环境"急剧恶化。这三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构变化的同时发生,标志着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三要素正在迅速弱化。如果说10年前十六大时正逢入关和反恐带来的战略机遇期的高潮,那么现在十八大新领导集体面临的将是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全新局面。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共十八大新领导集体面临的当务之急应是尽一切努力延缓"战略机遇期"的终结,防止"战略摩擦期"的提前来临。     

抗战结束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

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之下,外部因素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决策.国民党过分迷信和依靠美国,以致在解放战争后期,当美国政府放弃国民政府后,国民党陷入了外交绝望之中.同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判断失误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实行彻底的反共反苏政策,对苏断交导致了在东北的失利.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