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我国经济的新政策

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10月24日发表了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旨在为未来10年欧盟对华贸易与投资政策确定框架和方针.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于经济利益上的需要和战略上的考虑,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第五次调整对华经贸关系战略.     

缅甸民盟政府对华政策: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随着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竞争加剧,缅甸对华政策所面临的收益与风险显著上升,迫使其采取既能规避风险又能获取收益的混合对华政策。同时,由于持续融入国际社会,缅甸对外国的不信任以及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进一步减弱,其战略文化中的对外抵制元素也随之减弱。而缅甸利己主义的持续存在以及地缘战略地位的上升则提升了缅甸战略文化中的对外合作元素。因此,在中美在东南亚的经济政治竞争加剧、缅甸战略文化中合作意愿增强的背景下,缅甸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以获取收益并减轻中国的疑虑,维持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同时,缅甸逐步发展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获取收益,以适当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与庚子大沽之役

自中美相遇后，美国在对华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动武、不结盟的传统，展现出比其他列强更加自制友善的道德特征。至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美国在首役大沽之战中并未开炮，表面上看似乎是对道德传统的延续。但就在公使失联、大沽开战的同时，美国政府在麦金莱总统的带领下果断放弃对道德原则的恪守，迅速参战并和联军共进退，暴露出它在道德之名下的现实利益诉求。随后通过进军与调停并行，美国还试图进行道德原则同现实利益的结合。结果它以“道德帝国主义”“绑架”了中国和列强，非战争状态成为中外共识，初步维护了其“门户开放”的利益。美国此种侵犯中国利权的别样形式，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清政府的联美构想终究是悲情和失败的。     

中国经济外交方略与英国“黄金时代”对华政策的生成

现有研究对于英国“黄金时代”对华政策的生成存在三条解释路径，即经济复苏论、党派利益论和官僚政治论。从被忽视的能动者互动视角出发，引入并运用经济外交方略概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中国积极运用经济外交方略与英国展开持续互动，不断地塑造英国政治精英在对华政策关键抉择时的偏好与行动，从而带来了“黄金时代”政策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