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中国国民性改造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文化革命 ,以唤醒国民。为此 ,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 ,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 ,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思想 ,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精英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维焦点 ,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摆脱困境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奠定了陈氏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悠悠之怀，希仰余光”——老藤“东北学”的诗性想象与建构

《北地》《北障》《北爱》三部长篇小说是老藤诗性想象和建构“东北学”的经典之作,它们以“在地性”寻根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具有鲜活生命意识和文化哲思的美学之焰。《北地》是拓荒者魂兮归来的反思之书;《北障》彰显猎人时代走向终结的悲戚;《北爱》则是理想主义者逆行的恢宏雅歌。“超稳定”的现实主义开辟出老藤小说无边广阔的道路,而隐秘盛开的浪漫主义又赋予老藤的东北世界万种风情。     

开放的民族化追求——寻根小说派特色讨论

文章所论区域性、认同与反思、借西化古 ,均维系于开放的民族化追求这一中心论点 ,揭示了寻根小说派的价值和特色。     

在文化乡愁中寻找中国文学的精魂——海外“中国抒情传统”学术思潮的研究范式与文学史观

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并蓬勃至今的"中国抒情传统"学术思潮,是海外华人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精神与传统的文化寻根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的学术谱系。这一学术思潮对根本性的文学范畴进行了再诠释,运用比较文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批评等研究方法深入阐述了"抒情传统"的审美机制、美学特征和中国人的生命慧觉。进而,该思潮梳理了抒情诗为主体的中国抒情艺术史的演进脉络,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了抒情传统的面貌,并展开了古老传统与现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对话。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叙事性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在变革中不断发展的藏区绘画艺术

中国藏族传统绘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较强民族地域特点的宗教艺术,但是传统审美价值观已然不能满足时代审美需求,建国以来的许多中国画家有感于此,为了更好地促进藏地传统绘画艺术与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接轨,实现藏画从传统型体格向现代型体格的转化,正不断地在丰厚藏地文化的基础上,尝试着以各种绘画手段、语言、理念介入变革的可能性。本文试就建国以来藏区绘画艺术发展中这些颇具代表意义的变革迹象作了相应论述,并提虹自己的见解与思考。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阐释

王安忆是中国新时期为数不多的在海内外都享有广泛盛誉的女作家。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译介她的文学作品,至今已成为对她作品翻译数量最多、研究范围最广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王安忆译介研究,可视为海外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接受和影响的坐标。研究者们以王安忆译介到美国初期作品的寻根意识为发端,逐步向她后续作品中的地域书写研究推进,并在纵深挖掘中又贯穿着女性主义研究,探析西方文学场域对她作品的接受因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典型性意义与关照价值。